印度工程師為何那麼強

或許整個教育體制都有值得再思考的一面吧！！有七成人口是文盲的印度，卻是全球軟體人才的培育重鎮，貧窮的印度，憑什麼培養出全球炙手可熱的軟體工程師？怎樣的教育方式，能讓學生一出校園就展現競爭力？美國有三分之一的軟體工程師，是印度人。

二十五萬印度人勢力深入矽谷，已不是新聞。美國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簽證(H1-B)，將近一半是發給印度人，剩下一半才由其他數十個國家瓜分。貧窮的印度，憑什麼培養出這樣充沛、素質又令人覬覦的軟體人才？答案是教育。獨特的教育方式，讓印度成為軟體人才的搖籃。

沒有選擇題的童年問印度工程師為什麼他們軟體強，第一個答案一定是：「我們數學好。」數學從定義、定理推演，一步步把題目解出來，與寫軟體需要的分析、邏輯，能力一致。

印度教育首重數學。

「從小我們就有好多好多數學功課，」年輕的工程師木塔卡（T.Mutatkar）笑著說：「老師曾教我們不要抱怨，誰教數學是印度人發明的。」

印度人不但發明了數字及算術，還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數學定理，如三角形面積公式以及π。從古印度到現代，數學是印度人邏輯思考的原動力，和印度的宗教哲思同等珍貴。觀察印度的教育，他們對邏輯思考的培養，有一套獨特的理念。「我們從中學開始，考試就很少選擇題。」西藏血統、印度長大、最後在台灣念大學的札西格勒說。

那怎麼考？譬如考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請分析這個運動的原因、過程、影響及對印度的意義。」札西格勒有些得意地說：「你必須把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搞得清清楚楚，才寫得出來。」

老師評分，是看學生如何運用史實，分析、推論是否合理，「沒有標準答案的，」札西格勒補充。老師的負擔當然增加，對學生卻是用心良苦。

「我們不要學生在短暫的思考後選一個答案，」海德拉巴資訊科技學院行政長拉曼（(M.Raman)解釋：「我們希望學生多做完整的思考。」

而從小習慣寫申論題的札西格勒，來台灣念政大企管系時，最不能適應的，就是「選擇題」。「大學還考選擇題？」他詫異地問。

印度軟體工程師，分析能力不單用在「寫」，還用在「說」。「很會說話」是他們和台灣工程師最大的不同。

把競爭力說出來，台灣工程師多半「沈默寡言、多做少說」，印度工程師卻可以侃侃而談一個小時，依然神采煥發、黑黑的臉龐眼睛發亮。而且不得不承認，他們言之有物，條理分明。這竟也是軟體教育的一部份。

印度工程學院多半有一門課：溝通技巧。「我們要不斷上台演講，」海德拉巴資訊科技學院大三學生普拉卡西笑著說：「剛開始緊張得發抖，現在很習慣了。」

透過一次次公開演講，學生漸漸學會如何清楚表達意見，如何快速切入重點，更重要的是，態度要落落大方。

「這是維繫客戶的關鍵能力之一，」軟體公司Snowbit助理執行長阿加渥(R.Agarwal)指出：「你要能溝通，才能釐清客戶的需求；你要有信心，客戶才會對你有信心。」換言之，學生不但要培養競爭力，還要學會「把競爭力秀出來」，讓別人一目了然。

印度軟體產業風生水起近十年，產業日臻成熟，軟體公司水準也趨於一致。這時候要搶國外大客戶，比的就是「人」的競爭力。業界的競爭既激烈又現實，這種氛圍，也早已滲入校園。

美國《商業週刊》，曾報導印度最頂尖的孟買科技學院「最恐怖的教授」。他給全班最高分者A，第二高分者B，剩下的全部是C、D、E。教授告訴學生：「今日我用這樣的方式磨練你們，就是要你們未來遇到競爭者，絕不可以被比下去。」

高度競爭壓力下，學生們個個想脫穎而出，夜夜挑燈苦讀。「一個禮拜讀七天，我們沒有週末的，」他們異口同聲。問他們有沒有時間約會？答案是：「如果今天要約會，明天就得念兩倍書補回來。」

為什麼願意長期在高壓下苦讀？動力是什麼？「為了錢，」一個學生直截了當地說。在印度，一個軟體工程師的薪水，是平均國民所得的十倍以上。功課好的，可以進知名大公司，薪水更翻升三、四倍。

「這是改善生活的捷徑，」木塔卡說。他自從考進資訊系後，經濟狀況並不好的父母逢人就炫耀，「還有人來說媒，」才念大學的他笑著說。這種「天將降大任」式的培育下，學生進入職場多半可以立刻上線。

學校、產業一家親除了學生自己夠用功、專業能力優異外，印度軟體教育還有一項特色，就是與產業互動非常密切，學生對新技術的發展完全不脫節。這也是矽谷特別偏愛印度工程師的原因之一。學生和產業互動有多密切？可以從海德拉巴資訊科技學院中，學生雷地的學校生活中看出來。

雷地今年大三，這學期修的課中，有三門是「業界老師」開的：IBM開的「電子商務最新應用」，甲骨文開的「資料庫軟體」及摩托羅拉開的「通訊軟體」。

全部是各公司的拿手領域，教的也是最新的技術發展。

系上二十七位老師中，有十六位是業界老師（在業界工作的博士），比「正規教授」還多。

雷地另外選修了一門「網路架構」。這門課很特殊，是學長們向學校建議開設的。

「歡迎學生告訴我們他們想學什麼，有求知慾才會有進步，」行政長拉曼微笑說。

拉曼認為，學校的責任是創造一個環境，讓學生對科技有充分的接觸(exposure)，才會激發強烈的渴望，探究科技最新發展。

而學校的策略，就是運用業界的力量，歡迎業界設立校園實驗室，二十四小時開放給學生，夜間並由學生擔任管理員。

雷地在眾多實驗室中，選了摩托羅拉的實驗室工作，因為他對通訊很感興趣。摩托羅拉提供通訊軟體平台，「可以整夜窩在實驗室，在平台上試寫軟體，真是非常過癮，」雷地笑得很開心。

講到暑期實習，雷地笑得更得意，因為他去年暑假的實習，是在美國紐約。

「我第一次出國喔，」雷地忍不住透露。美國一家電子商務軟體公司EXCEED，想在印度設立研發中心，提供兩個名額給學生赴紐約總部實習，當然也希望他們畢業後加入。是否加入，雷地笑著說會考慮。但說到實習的收穫，他神情轉為穩重：「要開發一個電子商務軟體，我們在學校多少有學過；但要實際去維持它，若不是這次實習，我不會知道有這麼複雜。」

密切的互動下，學生、學校、業界，串起一個共存共榮的循環體系。

業界提供豐富的資源，學校搭橋運輸養分，學生盡情吸收。學生畢業後投身業界，把當年吸收的養分回饋產業。

「整個循環要快速、有效率，才能追上科技發展的步調。」邦加洛資訊科技學院教授迪內夏(K.Dinesha)指出。

幾位台灣資工系教授，在聽到印度這個「循環體系」時，都表示「的確會對產業發展有幫助」、「知道很重要」，但因為許多原因，在台灣很難落實。首先是「業界老師」難實現。說穿了，就是供、需都有問題。

以供應面來說，執全世界技術牛耳的，多半是跨國企業。但這些外商公司在台灣多半是業務導向，鮮少有研發中心，遑論派專家進學校授課。

而本土企業縱使有意願，學校嚴格的把關卻又導致無法成行。「我們對教師的審查可是『三級三審』：系審、院審、學校審，」交大資工系副系主任陳耀宗笑著比喻，他隨即正色道：「審查標準還是看論文的數量。但業界的人哪有時間寫論文？」貝爾實驗室出身的他，一再肯定「業界老師」的重要性，然而也承認，要改變現狀有困難。

那麼進入產業實習呢？國內最早推動「專業實習」的元智大學資工系，系主任劉如生非常坦白地說：「很多廠商抱著『利用』學生的心態，不是教學生、幫助學生，」他感到失望且憂慮。但他也慶幸還有像工研院、資策會等對學生很有心的單位，希望企業也能同樣珍視產業最重要的資產—人才。

產業導向的隱憂與產業密切互動，固然創造了今天印度軟體人才的優勢，但也埋下了隱憂。「產業看三年，學校看十年」，這是技術研發的普遍共識。「太過產業導向的學校課程，長久下來，學校的研究會喪失前瞻性，」印度德里科技學院資訊系主任庫瑪（M.Kumar）一針見血指出。

然而，綜觀印度政府的科技教育政策，卻是大力扶持「產業導向」的資訊科技學院成立，提供土地、資金、協助募款，無一不是傾全力支持。

政府卻也不得不這麼做。「今天我們好不容易創造出某種優勢，就要永遠保持這個優勢。」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州長納都（N.Naidu）指出。印度政府最害怕的，就是中國大陸循相同模式，急起直追。

去年開始，印度政府喊出「二○○八年，百萬軟體人才」的口號(目前軟體人才有41萬)，產業界與學界，已動了起來，朝目標積極邁進。

資金撒下，一所所資訊科技學院正大興土木，要為軟體人才打造最好的設備環境。例如邦加洛資訊科技學院的學生，每人配一部筆記型電腦，還可以無線上網。

但值此同時，印度卻有70％的文盲，完全活在另一個世界。

就像林蔭幽深、一棟棟新式大樓聳立的孟買大學，幾步之遙卻是孟買最大的貧民窟，同樣諷刺且令人觸目驚心。印度政府難道沒有想過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

「這一直是個錯誤，」卡納塔卡（Karnataka）州政府祕書長庫卡尼（V.Kulkarni）說：「但不可否認的，這卻成就了我們的優勢。」

印度政府知道，要短期之內翻轉印度，從貧變富，由文盲變文明，是不可能的。他們希望藉金字塔頂端2％人口的力量，帶動下面98％的平民。可不可行，就待時間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