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被當成虛假的確知

政治權力經常建立在虛假的「確知」上。博弈理論著名的理論家艾爾斯伯格，則要喚醒政治人物與民眾，讓他們知道自己被蒙蔽了。

在你面前有兩個箱子，每個箱子裡各有一百顆球。甲箱中有五十顆紅球、五十顆黑球，乙箱中也是紅球黑球，然而比例不明。如果說從箱裡抽出紅球來，就能夠得到一千元，你會選擇伸手進甲箱還是乙箱！

我打賭你會選甲箱。因為實際做過的試驗中，絕大部分的人都毫不思索就將手伸進甲箱裡。這種行為代表著：你相信在甲箱中抽到紅球的機率，高於乙箱，不是嗎？

那讓我們把遊戲繼續玩下去。下一輪，同樣這兩個箱子，規則改成：如果抽到黑球就能夠得到一千元。按照前一輪的推論，你覺得甲箱中抽出紅球機率比較高，那這次你應該會改而試從乙箱中去碰黑球的運氣囉？

你會嗎？我打賭你不會。其實做過的試驗中，絕大部分的人才不管什麼推理，他們還是寧可伸手進甲箱裡去摸黑球。

艾爾斯伯格弔詭

這是博弈理論中有名的「艾爾斯伯格弔詭」（Ellsburg Paradox）。「艾爾斯伯格弔詭」說明一件重要的事：在做選擇、決策時，人們會本能地避開未知、不確定，這項本能的強度遠超過其他理性考慮算計。

如果由理性來考慮，甲箱抽出紅球的機率是五○％，乙箱則從一％到九九％都可能。然而乙箱抽出紅球的機率越低，那麼相反地抽出黑球的機率也就越高。如果理性猜測，我們可以猜乙箱中紅球多於黑球，那麼第一次我們就會伸手進乙箱；我們也可以猜乙箱中黑球多於紅球，那第二次我們會伸手進乙箱。然而人們實際的行為，卻是根本不考慮乙箱，兩次都到甲箱裡試運氣。

發現這項弔詭的艾爾斯伯格（Dariel Ellsburg）一九四八年進美國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因為他表現的聰明才智，被引導入博弈理論的特殊領域。那個年代，博弈理論是個帶有貴族神祕色彩的學門，雖然博弈理論源自經濟行為的研究，後來卻發展出另外一個重要的運用領域，冷戰決策。

以博奕理論看越戰

美蘇兩大國在冷戰期間，各自擁有了足以毀滅整個地球的核子武器，對峙、威脅。世界的命運操縱在兩國的政治決策裡，而兩國的決策又是牽連互動的。的確多麼像一場誰都輸不起的賭局，於是研究人在種種競爭情勢下將如何反映如何作為的博弈理論，就可以派上用場了。

艾爾斯伯格年紀輕輕就發現了「艾爾斯伯格弔詭」，前途大好。畢業後他先到海軍陸戰隊服務，接著進了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軍事政策智庫──蘭德公司。

一九六四年，越戰爆發前夕，艾爾斯伯格進了美國國防部服務。一九六五年，艾爾斯伯格以國防部參謀的身分，前往越南前線考察。軍方派了兩個人當他的在地嚮導，蘭斯德爾將軍（Edwand Lansdale）和凡思上校（John Paul Varn），這兩個人後來都因為越戰而成了大名。讀過葛雷格林的小說《沉靜的美國人》嗎？裡面的派爾（Pyle）就是以真實世界裡蘭斯德爾將軍為模特兒的。凡思上校呢？則被美國小說家Neil Sheehan 寫進另一本小說《閃亮的謊言》（A Bright Shinning Lie）中，成了那本書裡說謊不眨眼的主角。

艾爾斯伯格一度在國防部裡紅得發紫。他經手了許多與越戰相關的機密文件。基於他對博弈理論的研究，尤其是以他為名的那項弔詭所揭示的，在國防部工作、後來又回蘭德公司任職的艾爾斯伯格，對於越戰感到憂心忡忡。

發動聖戰喚醒詹森總統

剛開始，他擔心美國總統正統率軍隊在打一場盲目的戰爭。不是說美國總統看不到聽不到與越戰有關的資訊，而是這些資訊充滿了錯誤與誇大。這種資訊比沒有資訊更糟！美國總統誤以為自己知道箱子裡有多少紅球多少黑球，其實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自己不知道他就不會那麼自信地將手伸進越戰的箱子裡了。

抱持著這樣的信念，艾爾斯伯格開始進行一場私人的聖戰。他利用各種機會，偷藏偷運偷印國防機密文件，那是個影印機還不普遍，更別說電腦複製技巧的時代，艾爾斯伯格窮盡其智慧，多方設法，竟然偷了超過一萬頁文件。

這場聖戰的目標是「喚醒總統」。一九六八年三月，艾爾斯伯格偷來的文件，透過紐約時報公布了，裡面顯示了軍方呈給詹森總統的報告，有多麼草率有多麼誇大。詹森的確被這批文件震得七葷八素，被迫宣布暫停二十度線以北的轟炸行動，隨後又宣布放棄尋求連任，以示對越戰負責。

詹森不連任，共和黨的尼克森在選舉中勝出，然而出乎艾爾斯伯格意料的，越戰沒有結束。艾爾斯伯格的臥底「聖戰」進入了新的階段，面臨了新的挑戰。

喚不醒總統喚醒民眾

尼克森和詹森不同。尼克森得到了遠比詹森豐富而且正確的資訊，明白越南戰場的不可為，卻基於政治考量，不願也無法撤軍。在這種狀況下，艾爾斯伯格再怎麼「喚醒」總統都沒用了，他決定用另外一種方式嘗試自己在博弈理論上的發現。

如果美國民眾知道越戰真相，不，應該說如果他們知道了政府與軍方其實對越南情況的掌握、無能、錯亂到了荒謬的地步，那麼他們將形成巨大的力量，促使美國儘快離開這種盲目的情境。避開無法瞭解的情境，是人類的強大本能不是嗎？

於是從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三日開始，紐約時報大篇幅刊登了國防部內部秘密文件，沒多久，華盛頓郵報等其他幾家報紙也跟進了。美國聯邦司法部緊急要求法院禁止紐約時報發表這些文件，卻在最高法院碰了個大釘子。不過在調查、辯論過程中，艾爾斯伯格的身分曝光了，他一度藏匿逃亡，沒多久出面投案，後來獲得無罪開釋。

艾爾斯伯格原來相信自己一定會坐牢，而且大概要坐滿久的。他因為一邊在國防部工作一邊參與反越戰活動，很少有機會跟兒子互動已算糟了，萬一坐牢豈不就完全錯過了兒子的成長了嗎？長考之後，他徵得兒子同意，拉了兒子來幫他複製、處理機密文件，理由是：到時候要坐牢就父子一起去吧！文件見報前夕，他打電話給前妻，向她道歉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沒辦法再付贍養費了。

建立在虛假的「確知」上的權力

艾爾斯伯格沒坐牢，紐約時報沒被封館，代表美國新聞言論自由的一大勝利。可是我們別忘了，艾爾斯伯格事先無法預見這樣的發展，他真正的心情是：準備放棄一切，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對的，阻止越戰再拖下去。

國防部機密文件曝光，沒有立刻中止越戰，不過卻明確證實了「艾爾斯伯格弔詭」，大部分美國人一旦視越南為不可知的地方、發現那麼多年後，美國政府並未能充分掌握越戰的變數，他們不會選擇要在這個領域繼續賭下去了。

政治權力經常建立在虛假的「確知」上，而新聞與新聞工作者要做該做的，就是揭穿那「確知」，顯露出真實的「不知」與「無知」，讓人民的本能不要被蒙蔽、不要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