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

龍應台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歸罪於我的出身──我是一個外省女孩；在台灣，「外省」其實就是「難民」的意思。外省難民家庭，在流離中失去了一切附著於土地的東西，包括農地、房舍、宗祠、廟宇，還有附著於土地的鄉親和對於生存其實很重要的社會網絡。

因為失去了這一切，所以難民家庭那作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擲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頭。他們彷彿發現了，只有教育，是一條垂到井底的繩，下面的人可以攀著繩子爬出井來。

所以我這個難民的女兒，從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飯，筷子一丟，只要趕快潛回書桌，正襟危坐，擺出讀書的姿態，媽媽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聲機轉小聲了。背「古文觀止」很重要，油米柴鹽的事，母親一肩挑。

自己作了母親，我卻馬上變成一個很能幹的人。廚房特別大，所以是個多功能廳。孩子五顏六色的畫，貼滿整面牆，因此廚房也是畫廊。餐桌可以圍坐八個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龍。另外的空間裡，我放上一張紅色的小矮桌，配四隻紅色的矮椅子，任誰踏進來都會覺得，咦，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客廳嗎？

當我打雞蛋、拌麵粉奶油加砂糖發粉做蛋糕時，安德烈和飛力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圍著矮桌上一團新鮮可愛的濕麵團，他們要把麵團捏成豬牛羊馬各種動物。蛋糕糊倒進模型，模型進入烤箱，拌麵盆裡留著一圈甜軟黏膩的麵糊，孩子們就搶著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繞滿了手指，放進嘴裡津津地吸，臉上也一片花糊。

我變得很會「有效率」做菜。食譜的書，放在爬著長青藤的窗台上，長長一排。胡蘿蔔蛋糕的那一頁，都快磨破了；乳酪通心粉、義大利千層麵那幾頁，用得掉了下來。我可以在十分鐘內，給四個孩子──那是兩個兒子加上他們不可分離的死黨──端上顏色漂亮而且維他命ABCDE加澱粉質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後把孩子塞進車裡，一個送去踢足球，一個帶去上游泳課。中間折到圖書館借一袋兒童繪本，衝到藥房買一只幼兒溫度計，到水店買三大箱果汁，到郵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禮物包裹同時寄出邀請卡•••然後匆匆趕回足球場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親，原來是個最高檔的全職、全方位CEO，只是沒人給薪水而已。

然後突然想到，啊，油米柴鹽一肩挑的母親，在她成為母親之前，也是個躲在書房裡的小姐。

孩子大了，我發現獨自生活的自己又回頭變成一個不會燒飯做菜的人，而長大了的孩子們卻成了美食家。飛力普十六歲就自己報名去上烹飪課，跟著大肚子、帶著白色高統帽的師傅學做義大利菜。十七歲，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國餐廳的廚房裡去打工實習，從削馬鈴薯皮開始，跟著馬賽來的大廚學做每一種沾醬。安德烈買各國食譜的書，土耳其、非洲菜、中國菜，都是實驗項目。做菜時，用一隻碼錶計分。什麼菜配什麼酒，什麼酒吃什麼肉，什麼肉配什麼香料，對兩兄弟而言，是正正經經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麼就吃什麼。不吃也可以。一個雞蛋多少錢，我說不上來，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為安德烈下麵──是泡麵，加上一點青菜葉子。

湯麵端上桌時，安德烈，吃了兩口，突然說，「青菜哪裡來的呀？」

我沒說話，他直追，「是上星期你買的沙拉對不對？」

我點點頭。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說，「那已經不新鮮了呀，媽媽你為什麼還用呢？又是你們這一代人的──習慣，對吧？」

他不吃了。

過了幾天，安德烈突然說，「我們一起去買菜好嗎？」

母子二人到城裡頭國際食品最多的超市去買菜。安德烈很仔細地來來回回挑選東西，整整三個小時。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這做媽的站在旁邊看著，「不准走開喔。」

他把澳洲牛排肉展開，放在一旁。然後把各種香料罐，一樣一樣從架上拿下來，一字排開。轉了按鈕，烤箱下層開始熱，把盤子放進去，保持溫度。他把馬鈴薯洗乾淨，開始煮水，準備做新鮮的馬鈴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佈局，以一定的時間順序在走好幾個平行的程序，像一個樂團指揮，眼觀八方，一環緊扣一環。

電話鈴響。我正要離開廚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擋下來，說，「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廚房裡看我做菜。」

紅酒杯，礦泉水杯，並肩而立。南瓜湯先上。然後是沙拉，裡頭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錫紙包著，我要的四分熟。最後是甜點，法國的souffle。

是秋天，海風徐徐地吹，一枚濃稠蛋黃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說，「好，我學會了，以後可以做給你吃了。」

兒子睜大了眼睛看著我，認認真真地說，「我不是要你做給我吃。你還不明白嗎？我是要你學會以後做給你自己吃。」

站長註：
常有很多人在批評為什麼很多人要罵台灣的教育、花大錢把孩子送出國教育。個人覺得這就是原因之一。教育不是只為了讓孩子學會謀生的技能，更是要讓他們懂得如何活出自己的本質、成就自己的人生，有幸的話，父母還能從中看到自己的更多可能。然而台灣的教育方式和這個目標實在離太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