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童話(小野)

中時電子報
小野
 
當時正跨過四十歲生日的我，其實只是想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反抗父權的事情，送給自己當作「成年」的生日禮物。其實，想要反抗父權，就是想反抗長期壟斷所有資源的法西斯威權體制，這是整個九十年代的核心價值，對正在轉型中的傳統倫理價值影響深遠。
 
    中正紀念堂四周被噴上了五顏六色的油漆，國旗被焚毀，大學生們笑嘻嘻的豎起了一朵巨大的野百合象徵一個新世代的來臨，他們坐在地上喊著口號：「解散國民大會。」
 
    我和老婆從家裡散步到中正紀念堂，遠遠的看著學生們的吶喊，他們年輕的臉龐上沒有太多的憤怒，反而有一種參加嘉年華會的亢奮。我在冷冷的風中流著熱淚，老婆緊緊握著我的手說：「我們回家吧。時代這麼混亂，我們安安靜靜的和孩子一起畫童話，走吧。」「讓我再看一下。」我把眼淚擦掉，身子卻動也不動。「你答應過孩子說要一起畫童話的，如果再不改變你的生活，你將在不斷的悔悟中發現孩子已經長大。走吧，我們去師大附近的美術社買粉彩筆和畫紙，我已經把頂樓的小石屋洗乾淨了。」老婆幾乎是用半拖半拉的才將我帶離現場。
 
    三天後，國民大會推舉李登輝和李元簇為總統和副總統，開啟了台灣歷史中最受爭議的、所有價值都被解構的「李登輝時代」，一個屬於小市民的九十年代。電視台曾經訪問了許多人對這個時代的看法，對我而言，那是一個幸福的時代。我的幸福不是因為李登輝，也不是因為多元、自由或解構，而是因為這十年我選擇了在家工作，陪著孩子成長，做了很多自己喜歡的事情。
 
    這十年的歲月對我而言，像是一個童話故事，只不過是一個有點世故，夾帶著沉重包袱成人童話，在這個童話故事裡，我以為時光機器是停止運轉的，當時在廣場因為對時局感觸所流出的眼淚，也化作像琉璃般晶瑩的心境。
 
尋找台灣生命力
 
    在家工作需要比上班更有紀律的生活，於是在清晨送孩子去上學後再去師大的操場運動。寫作、拍廣告、寫歌詞、演講的日子讓我覺得浮浮的很不踏實，直到我答應替遠見雜誌執行一部紀錄片「尋找台灣的生命力」。原來當時我最在乎的，還是一種集體的國族認同和共同的歷史記憶。
 
    在一九九零年，當電視台還只有老三台的時候，要做這樣的一部紀錄片還是有很多禁忌的。這部紀錄片計畫要在由軍方掌控的華視播出，所以打從一開始似乎就不太能觸碰政治。面對嚴格的電視審查時，我決定用「尋找」本身作為主題，而且把焦點放在民間的社會力。只有尋找，不斷的提出問題和思考，但是不要有答案，就讓尋找的過程展現生命力；然後強調民間，因為在台灣歷史的演進中，生命力是藏在民間的。這樣就可以順利通過當時電視的審查尺度。
 
    影片播出後，前副總統呂秀蓮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一篇「近鄉何必情怯」的評論，她覺得為什麼兩百分鐘的影片都沒有提到民主潮流和許多是民主人士的犧牲奮鬥。另外她覺得我們這群工作者像是浪跡天涯的遊子，望見炊煙裊裊的鄉園，卻放慢了腳步，生怕故舊鄰人拒絕認識我們。我想她指的是在當時還不被媒體接受的「台灣認同」吧？特別是政治上的。
 
    我們在影片中對台灣歷史、文化和環境做了反省和思考，也用了一些意象如獨木舟、河流和堤岸、森林、沖積平原、水燈來形容台灣的地理、歷史、教育、族群、文化和信仰。這段尋找的過程對我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在這之前，我關注的只有台灣電影的命運，當評論者說台灣新電影已死，我的心也跟著死了，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可做的事了。
 
    這一趟追尋之旅，讓我看到台灣除了電影以外的世界竟是那麼的豐富，台灣正在快速的改變中。台灣商人開疆擴土，具有華僑式分散性的強韌生命力。台灣的社運工作者奉行「人民頑鬥主義」，不破壞公物，也不觸犯法律，沒有英雄只有群眾，像無住屋團結組織，在心酸無奈的環境中用一種幽默和嘲諷的態度抗爭。
 
    影片也大量引用宜蘭冬山河的綠化和河岸設計者的思考，他們為台灣未來的建築式樣和環境綠化提供了一個典範。現在台灣到處可見到以石頭和木材為主的河濱公園，或是以環境地理人文為思考的公共庭園建築，也都是受到冬山河的影響。我們還記錄了許多當時台灣社會剛萌芽的事物，像後來帶動教改的森林小學，像強調不做法會、不蓋廟的花蓮證嚴法師的慈濟志業、像等待浴火重生的雲門舞集。
 
    當紀錄片連續四天在華視頻道播出時，有個剛從美國帶老婆回台灣的商人朋友在旅館裡正好看到了這部紀錄片播出，他很得意的對他的中國導演老婆說：「你看看，咱們台灣的電視水平還不壞吧。我相信，全台灣的人都在看這部紀錄片。」
 
    其實我的朋友錯了，台灣人並沒有他想得那麼「嚴肅」。不久有線電視開啟了電視生態的亂世，三家無線電視台失去了原有的影響力，現在，如果有當時十分之一的收視率就算是很有影響力的媒體了。九十年代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只有一樣東西漸漸形成了主流，那就是「台灣」。媒體的亂世反而一窩風的搶搭這股潮流，從尋找到發現，從認識到認同，吳念真主持的「台灣念真情」是其中最有指標意義的。
 
    原本這是一個反省的契機，包括「社區總體營造」、「向下扎根」的概念被提出；可惜台灣豐富的內涵被後來一連串的政治惡鬥掏空，現在只剩下高高在上的藍天，和一片寂靜的綠地。台灣只剩兩種單調的顏色，中間實質的部分被洗得剩下一片灰濛濛的空白。尋找台灣生命力在多年以後有了答案，答案就在灰濛濛的空白中隨風起舞。原來，我們什麼也沒找到，除了藍天和綠地。還有在尋找過程的熱情、單純和浪漫。
 
    九十年代初，因為這部紀錄片而認識遠見雜誌的孟瑜、秋寶和芳芳，她們都是那種工作態度極認真，自我期許甚高，個頭比我高大，生命力旺盛的的五年級女生。之後，她們都陸續結婚生子，我當證婚人。所以，我不但見證了她們的婚姻，也見證了她們的孩子長大，就像我們見證了這部紀錄片的誕生，和台灣生生不息的永續發展，代代相傳。
 
賣國賊四十歲的生日
 
    做完紀錄片後我實現對孩子的承諾，開始了一系列童話的創作。外面的世界越來越紛亂，我藉著在頂樓的小石屋靜靜的畫著童話來逃避聽到和看到那些「大人世界的髒亂」，可是我很清楚自己內在的焦慮和不安就像一直無法撲滅餘火的灰燼，等待著更大的一次戰鬥來點燃。一九九一年底，這個機會終於來臨，也因此讓我們將「尋找台灣生命力」中的那一塊政治的缺角補了起來。
 
    那年年底，終結萬年國會的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有了重大的突破，政府終於願意開放各政黨在三家電視台固定的時段播放政黨廣告，這可是台灣傳播史上頭一回。對於當時擁有傳播媒體中影、中視的國民黨而言，要做電視廣告資源太豐富了，可是對於缺乏傳播經驗和人脈的民進黨而言，就陌生多了。這時候一個朋友向民進黨獻計，試試看說服剛從中影離開的吳念真和我，當時我們和導演柯一正有個小小的工作室「五月」。
 
    我們三人加上一個負責製片的保羅經過商量後，決定接下這個冒險的工作。我們要冒的風險有兩個，一個是當時社會大眾的觀感，我們將會被貼標籤和抹黑；另外就是家人朋友們的觀感。像保羅的爸爸是個忠貞的老國民黨員，他卻鼓勵兒子接這個工作，他說：「我關心兒子能不能生活下去，你就當作是一筆生意吧。」原本內心很煎熬的保羅被老爸這樣一說，就決定提供他靠近松山機場的秘密基地展開工作。
 
    我遇到的情況最慘烈。經過媒體大幅的報導後，媽媽把我和二十四歲就被以匪諜罪槍斃的二舅相提並論，她憤怒而恐懼的問著上天說：「我到底做了什麼孽，家裡出了兩個逆子，一個當共產黨，一個當賣國賊。」
 
    在當時媒體受執政黨控制的狀態下，民進黨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亂黨，是暴力激進的毒蛇猛獸，幫他們工作的人都是同路人，爸爸和媽媽急著要和我這個「賣國賊」劃清界線，不准我和家人再踏進他的家門，並且要我有「被抓去關的準備」，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一直接到同鄉們的關切電話，我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痛苦。我們在秘密基地通宵達旦的工作著，當保羅的爸爸端著親自燉的雞湯來給我們加油時，我羨慕的流下了眼淚。
 
      當時的新新聞週刊用了我們當封面人物，在報導中分析過去企業界、學術界和文化界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支持民進黨，不敢正式亮相。可是一九九一年，許多大學教授集體加入民進黨，現在連和政治無關的新電影主將們都願意出來為他們跨刀：「這是民進黨體質改變的另一階段的開始，對民進黨是一則喜訊，對國民黨卻是一個噩耗。」這個噩耗在後來十年間的選舉中陸續應驗了，一直到兩千年的政黨輪替為止。
 
    當時正跨過四十歲生日的我，其實只是想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反抗父權的事情，送給自己當作「成年」的生日禮物。其實，想要反抗父權，就是想反抗長期壟斷所有資源的法西斯威權體制，這是整個九十年代的核心價值，對正在轉型中的傳統倫理價值影響深遠。
 
    後來我們發現這筆生意有些利潤，幾個人商量一下，決定把利潤捐回去給財務困難的民進黨，總不能真的把這件事情只當成是「生意」吧？
 
失去的童話工廠
 
    一九九一年春天之後，立法院和國大開會的會場常常傳出互毆幹架的新聞，街頭天天上演示威遊行的衝突，要在這樣難熬的社會氣氛下進入童話的創作真的是很難，我常常有放棄的念頭。
 
    我強迫自己安靜下來埋首於自己要創作的童話，花大量時間研究和收集資料，每一本童話都像是要寫一篇論文，像是「熱帶雨林的研究」、「宇宙時間和空間的研究」、「春秋戰國時代五霸的研究」等。唯有這樣的專注，才能將外移的眼光收回來開始動手畫和寫。從故事的形成到角色造型和插畫，都是由我和旅美的弟弟兩家共八人共同討論分頭完成。
 
    我在頂樓蓋了一間石屋，每塊岩石都可以畫上壁畫。我們創作的方式很自由，夏天的夜晚在星空下吹著風，吃著水果，喝著茶，討論著關於太空宇宙的故事，於是有了「星星俠」和「球球星座」如果正好遇上一場夏季大雷雨，我們就討論出關於記憶和歷史的「雨馬」。春天來了，我們舉行吃櫻桃大會，每說出一個想法就可以吃一個櫻桃，不管想法好壞，吃著吃著就想出一個和草莓有關得故事「阿沙與草莓園」。冬天躲在棉被裡講一個關於寂寞的故事「薔薇公寓」，常常說著說著就都睡著了。
 
    這些童話創作表面上看，天馬行空無拘無束，可是每一本童話的故事主題，都很清楚的反應出我對當時新時代來臨的強烈焦慮和深深期待。當九十年代舊的價值漸漸被瓦解後，我急著想提出新的價值，我把這些價值全都寄託在這一系列的「小野童話」裡面。
 
     「尋找綠樹懶人」想表達的是森林浩劫和環境惡化，「快樂瓜瓜族」想說的是社會制度和政府的害人，「雨馬」提到的是統治者對原有土地的歷史的強迫遺忘，「球球星座」簡直就是一本教育改革的宣言，「國王的朋友」一方面談的是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一方面是對父權的顛覆，「心情髮樹」是假定人類毀滅後，新的人類誕生尋找舊人類的遺跡。這些童話對孩子們而言似乎是太沉重了點，其實是更適合給成人看。
 
    當生活腳步放慢後，我也寫了一本親子書「給要流浪的孩子」，我在書的序裡寫著：「如果你發現我是一個失敗的父親，請不要再步我的後塵。請多用一點心來陪孩子渡過童年，否則就請不要生孩子。」這本原來是想和父母和老師一起來反省台灣當前教育的懺悔錄，竟然吸引到許多小讀者。
 
    當時的主編楊淑慧找來一個在廣告公司上班的幾米為這本書畫插畫，開啟了後來我和幾米在九十年代親子書的長期合作，當時還沒有開始替人畫插畫的幾米自由浪漫充滿童趣的畫風，讓我們的圖文形成一種新風格。讀者們在這一系列的親子書裡感受到一種輕鬆、幽默和開放的親子家庭關係，我也成了他們口中很有趣的「企鵝爸爸」。
 
    曾經有人分析這個現象說：「在這個傳統家庭倫理被解構的年代，或許另一類的由平等、創意、關懷、了解，這些新價值所建構的新家庭關係，重新帶給讀者溫暖和希望。」我原來想寫給孩子閱讀的童話，變成了比較適合大人閱讀的成人童話，而原本想寫給大人閱讀的親子書，反而成了陪伴孩子們長大的童話故事。
 
    原來我在家工作和生活的本身，也成了一個傳奇的童話故事，十年間，我竟然寫了六十本書。一九九二年，我的好朋友柯一正、李永豐、吳靜吉、羅北安等人成立了紙風車兒童劇團，藉著劇團發展兒童的創意和美學，也解放下一代的肢體。他們的理想始終沒有幻滅。
 
    或許我們當初想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希望寄託到下一代。
 
如果還有夢
 
    在完成了八十年代的電影大夢之後，其實我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那就是能完成台灣自己的動畫影片。
 
    這個夢想在八十年代末期，我剛離開中影時就展開了，那時候台灣最大的動畫加工廠「宏廣」接到西班牙的一個電視台二十多集的動畫劇情長片「BOBOBOS」，只有簡單的故事大綱和造型，來不及提供劇本。宏廣的老闆找上了我，我覺得挑戰來了，就說：「從全公司挑二十個對創作有興趣的人給我，我設計一套課程，一方面上課，一方面讓這些學員完成二十多集的動畫劇本，我想證明我們台灣是有能力自己編導動畫的，我們不是只會加工而已。」後來我在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這個計劃。計畫完成後學生在給我的告別信中這樣寫著：「好希望這樣的課程永遠不要下課，直到我們做出自己的動畫影片來，讓全世界知道，我們其實做得到。」
 
    到了九十年代初有個朋友來和我談把蔡志忠的漫畫改編成動畫的構想，他的理由是蔡志忠的漫畫作品暢銷海內外，對於動畫的推廣很有利。於他就挑了其中一本「禪說」，我重新加了一個人物「阿寬」，於是「禪說阿寬」這個計畫又重新點燃我對動畫的熱情。
 
    在動手編劇前，朋友介紹我去拜見聖嚴法師，要他給我們一些開示。法鼓山建基地的山頭，有許多巨大的雀榕，四周的山脈環抱著基地像一朵盛開的蓮花，給了我用這裡的風景當背景的靈感。自從那見過聖嚴法師之後，我就好喜歡這個頑皮的法師，我們的緣分就這樣開始。
 
    在那個年代做著自製動畫大夢的人不少，當時最有里程碑意義的應該算是王小棣的「魔法阿媽」，這部作品透過民間信仰創造了幽默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很具本土性。所以當一九九八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成立時，評審團毫不猶豫的通過「魔法阿媽」是當年的最佳影片，對台灣自製動畫影片是一針強心劑，也藉著這樣的結果，凸顯了在九十代末期誕生的台北電影節的原創、實驗和另類的精神。
 
    第二屆的台北電影正好遇到九二一大地震，我們就以大地震作為第二屆的主題，把活動從第一屆的西門町拉到東區。在信義計畫區搭了一個台灣首座露天劇院，取名為「烙影行場」，紀念在這次大災難中受創的同胞。
 
    由於朋友們推我當這兩屆電影節的主席，所以我又和昔日電影界的老戰友們重逢。早已揚名國際的侯孝賢帶著他的「海上花」在電影節中首映，還有電影節的執行長陳國富的「徵婚啟事」、萬仁的「超級公民」、張作驥的「黑暗之光」都在影展中受到了重視。從八十年代的新電影運動一路走來，到了九十年代的最後時刻，我的朋友們都還在艱苦的環境中繼續拍著電影。朋友們臉上的增加的皺紋和斑白的兩鬢殘酷的提醒著我，在我的童話王國裡，時光機器還是繼續運轉的，一分一秒也不曾停留。
 
    我和我的朋友們一樣，不再年輕。
 
小孩子
 
    八十年代新電影運動的核心導演楊德昌也曾經做過動畫大夢，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和我聊到這個理想，他說：「我們可以先成工作室，完成一些本土漫畫，等漫畫流行了再來改變成動畫。」但是受限於一些條件，後來我們就各自發展了。我選擇創作童話取代漫畫，心裡想的還是「如果有一天童話紅了……」。
 
    聽後來和楊德昌還保持密切聯絡的導演張毅說，二零零七年的夏天，被癌細胞折磨七年的楊德昌，在昏迷前的一刻，手中還握著畫筆和畫簿，念念不忘他尚未完成的動畫作品「小孩子」。
 
    他忍著渾身上下的痛苦，不停的傳真自己畫的分鏡腳本給張毅，並且寫著：「我欲罷不能，越畫越興奮。」楊德昌曾經說：「我們相當幸運的生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讓我們可以克服萬難，成為一個完整的電影人。」戰後出生的我們，現在還常常訴說著孩提時代的種種貧困和嚮往，我們心中的那個小孩子，還一直仰望著天空，等待著美麗的雲朵飄來，就算是烏雲，或是一場暴雨，我們都會覺得好痛快。
 
    啊，小孩子，小孩子，屬於我們心中的小孩子不但沒有模糊遠去，反而越來越清晰的朝著我們走來。九十年代雖然走遠了，可是我們曾經有過的像小孩子般的夢想並沒有幻滅，只是等待一一完成。
 
小野的 昨與今
     （人間編輯室）
 
    小野調侃自己是個非常懂得資源回收再利用的人，這次為「人間」回顧了整個九○年代，最大的收獲就是藉此機會整理了一套新的演說或致詞的內容。最近他到任何場何都會引用九○年代的種種，來展現他的歷史觀。例如他會這樣說：「九○年代的探討是現在最熱門的話題。例如政黨輪替八年後再輪替，大家有各種不同的鬱卒，但是，只要追溯到九○年代初，當野百合豎立於中正紀念堂廣場，當李登輝時代來臨，當民進黨開始轉型成功，就已經可以看到今天的結果。事出必有因，若讓眼光縱觀過去到現在，也許比較容易釋懷些、快樂點。」
 
    小野這陣子參加紙風車劇團319鄉鎮巡迴義演，他也引用了自己「凡事都要看顧九○年代」的理論，表示紙風車劇團成立於1992年，經過風風雨雨，如今也成為一個穩定而有能力回饋社會的兒童劇團：「可見得，九○年代播下的種子，經過了歲月所孕育出來的果實，不全然是令人沮喪的。」
 
    他就是樣一個人，所以找他參與的事情，他都會玩得很開心和熱烈。
    
    ▲小野在九○年代當全職作家的苦悶時光裡，唯一的嗜好就是吃很多冰棒，在洗乾淨的冰棒棍上畫圖。有時畫外星人，有時畫歷史人物如大流士、亞歷山大，充份反應了他嚮往戰鬥與革命，卻又童心未泯的內心世界。   
 
作者簡介: 本名李遠，五十年代初在台北萬華出生。他的工作範圍橫跨許多不同的媒體，如電影、電視、廣告和文學，曾經任職中影、台視、華視，推動了電影的新浪潮和電視的公共化。九十年代他在家接工作，有更多的時間陪著兩個孩子走過焦慮、瘋狂、和熱情的成長歲月，也將這些經驗寫成許多親子成長的書籍分享其他年輕人，重新成為暢銷作家。同時他也積極參與了當時許多風起雲湧的改革運動，如教改、環保、本土歌謠及相關的文化推廣，也繼續推動影視文化，擔任台北電影節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