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憶台灣

中時電子報
小野

二零零四年春天，我答應加入一個公共電視的紀錄片製作計劃，計畫的名稱聽起來會讓人肅然起敬：「台灣人民的歷史」。那年春天，整個台灣像是浸泡在爛泥裡的蕃薯，阿扁總統在兩顆子彈事件後，開始了他後四年的總統連任。
 
在我加入這個紀錄片的計劃之前，其實計劃已經進行了一段時日了，只因為原先的編導團隊和由歷史學者所組成的指導團隊在歷史觀和意識形態上發生了衝突，編導團隊決定退出計劃。這整個計畫是因為當時任職公視董事長的吳豐山先生覺得這是一項媒體人的使命，他希望在他任內要推動並且完成。有個歷史學著說：「現在並不是完成這個計畫的時機，一切條件都未成熟。尤其是藍綠的鬥爭越來越不理性。」「我們有許多事情不就是在整個社會還未成熟時，就發生了？例如解除戒嚴和政黨輪替？」另一個學者不以為然的說。
 
在這個漫長的訪談學者編寫劇本的過程中，台灣社會藍綠陣營的對立在媒體的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下，越來越混亂，不少台灣人得了憂鬱症。藉著訪問歷史學者和自己的大量閱讀，我一直維持著還算是寧靜的心情，我們想像著這個由大量的外來移民和前朝遺民所組成的多元社會，在每次的大變局後的結果。當我們能從較長的歷史時間看到現在發生在島上每個我們認為不可思議的事件時，就不會覺得太荒謬，我們會從歷史的洪流中找到一些來龍去脈和因果關係。
 
台灣島太小，人太多，山太高，河太短，每個統治者和當權者都急著否定前一個統治著或當權者的正當性，台灣人對自己的身世感到錯亂，輕易就罹患了失憶症，我們想趕快完成「台灣人民的歷史」的紀錄片，總覺得這是件有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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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秋天，我和幾位文化界的朋友圍坐下來正式討論評選「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所募集的「2008映像公與義」的紀錄片。討論尚未開始，就有位前輩很激動的說：「我覺得這件事情對社會太重要了，要選那一部意義很重大。哪怕我們是吵到晚上也有必要，我覺得紀錄片的導演一定要有自己的觀點。」他的這番話已經暗示了我們之間對於一部紀錄片的好壞會有很不同的看法。果然，爭吵很快就開始了，不過，那的確不是件壞事，藉此也可以好好辯論什麼是我們社會需要的紀錄片？

二零零八年冬天，大家看著電視裡卸任幾個月的阿扁總統被銬上了手銬，在看守所裡絕食，後來躺著被抬進醫院，這四年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和很多台灣人一樣，好想遺忘這一切，我也忘了「台灣人民的歷史」後來是在何時播出的？也沒感覺到整個社會對這樣的紀錄片有什麼共鳴？台灣，還是依舊山高、河短、人多、口雜，吵鬧個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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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患了失憶症的台灣人忘了發生在自己身邊的許多事情。誰會在乎五年前Sars事件發生時，第一號本土性社區感染病例後來的生活情況？他是如何活在這樣一個由體制和媒體所建造的牢籠裡？誰還記得當年阿扁提出一個原住民「國中有國」主張後，有個叫做蘇榮宗的漢人就在高雄縣大寮的台糖土地上號召各族的原住民建立「高砂國」，還說要有護照才能進出他們的國家？我們還會在乎九年前的九二一大地震之後，那些受創最嚴重的地方的居民後來的一些遷村計劃進行的如何了？在之後的幾部紀錄片，像吳乙峰的「生命」發表後，還有沒有人繼續記錄著災民的生活和奮鬥？當十四年前政府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這樣的政策之後，經過了這樣一段藉由社區的再造，所引發社區居民在生活和觀念上的改變是不是一場空洞的夢幻？還是已經深植在許多人的心中化為行動、實踐理想？還有誰知道六十七年前，當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有一百七十三個台灣青年被派往南洋的幾個國家擔任管理監督盟軍戰俘的工作，他們在日軍的指示下嚴厲對待盟軍的戰俘，在戰後立刻就地被逮捕接受審判，其中有二十一人被處絞刑。服完刑期的台灣青年在老邁返回台灣後政權已經變了，他們被歧視，已經分不清自己當初為誰而戰？為誰犧牲？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幾位紀錄片工作者分別在他們的紀錄片中紀錄著這些沒有被遺忘的人和事情。許富美，她用「V1」這樣的片名來記錄當初在Sars期間被媒體和醫療體系稱為「超級感染源」的第一位感染病患被污名化的過程和後來的尷尬處境，全片直指國家體制和個人處境之間的強弱關係。蔡一峰，他一路跟著被政治口號鼓舞後也像乩童般起乩佔地為王，成立國中有國的高砂國的瘋狂行為的始末，導演什麼也沒多說，就是忠實的跟著紀錄著過程，所有在台灣可能發生的荒謬和胡言亂語盡在其中，取名「獨立之前」，反諷意味極濃。黃淑梅，她是當所有人都陸續結束了九二一大地震的紀錄片拍攝工作後，還留在當地繼續跟拍，她一直做到連她所屬的全景傳播都收攤了還繼續工作了十個月，才把「寶島曼波」這部紀錄片完成，她詳實的紀錄了災民和官僚體制及繁複的法令條文奮鬥的過程。
 
當年拍了「翻滾吧，男孩」的紀錄片，在戲院連續放映三個月後造成話題的導演林育賢，這次拍了「種樹的男人」。他記錄了一個當年是響應社區總體造而留在家鄉作社區工作的人盧銘世，發誓要在台灣的北回歸線上種滿樹的故事，他知道這個理想在他自己這一輩子是做不完的，他要一代又一代的的子孫繼續做下去。陳志和，他找到了六十七年前太平洋戰爭時被派往南洋去盟軍戰俘監獄當管理員的台灣青年被審判服刑回來後的倖存者，完成了「赤陽」這部難度很高的紀錄片，我記得其中一位倖存者說他出發去南洋前，跪著求爸爸說：「我會寄錢給你，但是請你不要再打媽媽，她是好人。」他說自己去了南洋不久爸爸就過世了，我是在淚眼婆娑中看完「赤陽」。
 
還好，台灣還有這些紀錄片工作者，他們用紀錄片治療著我們台灣人集體的失憶症。這些紀錄片也像是浸泡在爛泥裡的蕃薯長出來的幾片葉子，努力吸取著蕃薯裡的養分和外面的陽光，希望別人能看見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