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涼繁華

中時電子報
龍應台

站在天安門廣場最不顯眼的角落，看天安門，覺得它一望無際，大得出奇。四點四平方公里，台北市總面積才兩百七十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六十個天安門廣場平鋪起來，就是整個台北城了。

廣場其實就是個城市舞台。舞台建得這麼大，總是有人想凸顯某個主角、某種偉大的意識或某一類壯烈莊嚴的美感，只是，誰才是主角，又該以誰的美學為準呢？

這一天，學者聚集在山中古寺，談七十年前的五四精神，山下學生同時在沸騰而出，重覆七十年前的足跡，在同一個廣場上。六月槍聲響起以前，我已經回到了歐洲，沒有想到，年底，這個世界已經翻轉，在舉世驚詫中。

沈君山到德國來，我們在接近午夜的時刻漫步到柏林圍牆。秋夜已經冷峭，霜露森然，但是人們仍舊三三兩兩聚到牆邊，爬上已經被敲壞的斑駁的牆，熱烈地交談，情感的翻騰仍舊像從地熱裡冒出來的硫磺滾水，激動不已。

一百六十公里長，三點六公尺高，二百九十三個監視塔，五十七座碉堡，兩百人在牆下被射殺流血而死。牆，不過是另一種方式在凸顯誰是主角罷了。

不知哪裡來的一把鐵槌，沈君山和我開始一槌一槌打牆。牆是德國品質，真厚。敲得手掌發疼，才敲下一小塊。小塊上還帶著牆面的彩色塗鴉，隱約是德文的「自由」一角。

看著這一小塊石頭，我們相視，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這是怎樣的一年啊？

二月二日──蘇聯最後一批部隊開始撤出阿富汗。長達十年的戰爭，蘇聯折損了一萬五千個年輕的士兵，阿富汗有一百萬人喪生，五百萬人流亡國外，兩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兩萬五千人被地雷炸死，數不清的孩子斷肢殘廢，戰後還有上千萬的地雷，深埋在國土內。

四月九日──喬治亞人民上街示威，要求獨立，蘇聯軍隊開槍鎮壓，二十個平民被殺。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各地學生聚集抗議。

五月二日──匈牙利撤除一百五十公里長的鐵絲網，打開了匈奧國境。東德人民開始湧向匈牙利，繞道逃往西方。

五月十三日──天安門學生開始絕食。

六月四日──波蘭團結工會贏得選舉，東歐共產黨統治即將結束。中共武力鎮壓天安門。

七月十四日──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

八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三國的兩百萬民眾手牽手圍成六百公里長的人環，向莫斯科和全世界發聲：自由，獨立。

九月二十日──戴克拉克成為南非總統，在他手中，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被廢止，曼德拉被釋放，南非的歷史全面翻新。九三年，他和曼德拉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十一月九日──代表共產黨統治牢籠的柏林圍墻在歡呼的、哭泣的、激動的人群腳下轟然而倒。

十一月十七日──「絲絨革命」開始：布拉格的大學生上街游行，短短三天，五十萬人上街，警察鎮壓，但是一個月以後，共產黨政府垮台，作家哈維爾當選捷克總統。

十二月十七日──羅馬尼亞革命風潮湧動。二十五日，共黨頭子西奧塞古在逃亡途中被槍殺。

這一個廣場，這一個圍牆，開啟的是整個九十年代，動蕩不安，讓人充滿期待卻又害怕傷害的九○年代。

一九九三，十月

九三年的秋天，德國的森林一片黃葉飛舞的時候，錢鋼為正醞釀要開創的「三聯生活週刊」從北京來到德國「取經」。

龍應台和《三聯生活周刊》

錢鋼

第一次見龍，是在書展展廳。她匆匆來去，我和她甚至都來不及互相介紹。說來丟人，我們要她幫的忙，是訂回程機票。所以我們後來又坐「S」列車去她住的遠郊小鎮「空堡」取票付帳，我們好像拿出了500馬克的大鈔，讓用慣信用卡的龍十分好奇。而我則對她的好奇感到好奇。

「空堡」是二戰後盟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美麗幽靜。我下了列車，剛出小站，一輛紅色轎車便無聲地「滑行」到身邊。「安安，叫叔叔」，龍的台灣國語，「叔叔」發第三聲。

這是個下午。據說和每一個下午差不多，龍應台要接送大兒子先去踢球，再去看電影；要從幼稚園接出小兒子，再陪他到圖書館借書。然後是給孩子們做晚飯，不是兩個，是四個，鄰居家兩個要例行加入。龍一直忙到晚上9點，開始命令三個孩子就寢，（鄰家女孩也喜歡住這裡，帶了牙刷和睡衣來）。每一天，當小傢伙們很快發出鼾聲後，龍開始她的徹夜寫作。

這晚，她和我談周刊。她把一大堆《明星》抱到沙發旁，斟上兩杯葡萄酒，開講。我請她從雜誌的編輯部人員名單講起，給我講解欄目設置，講解各類報導的比重，講解定價，講解夾在雜誌中的廣告，當然我最關心的是封面故事和社評。

我們談到凌晨。早上，幾乎沒睡多久的龍應台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上學，而後要趕往慕尼黑開會（半天的火車車程）。於是我也和她同行，在火車上繼續討論周刊。從「空堡」到法蘭克福，從法蘭克福到斯圖加特。她還向我介紹了《明鏡》和《焦點》。後者是慕尼黑的一份創刊不久的周刊，很注重科學題材。設計也很新穎。我在斯圖加特和龍道別。

飛飛三歲，安安七歲，我四十一歲。我們一起在廚房裡烤蛋糕，用濕軟的麵團做牛羊豬馬狗。黏在盆邊的巧克力泥，兩人用手指去刮，舌頭去舔，然後帶著一臉黑黑的巧克力糊，到浴室洗澡。

在浴缸表面抹上一層嬰兒油，浴缸滑溜如玉，兩人就光著身體把它當滑道，這邊溜過來，那邊溜過去。玩夠了，我張開柔軟的大毛巾，把小小的身體一個一個裹起來，像包小貓一樣。

秋天是熟果季節。家旁那片草原上長滿了一叢一叢帶荊棘的野生黑莓果，像桑葚，飽滿的黑紅汁就等著一剎那炸開噴濺。我們提著藤編的籃子，一路摘採，邊採邊吃。汁液沾在臉上嘴上，一片紫紫紅紅；濺在衣袖上，一輩子也洗不掉。

蘋果樹和梨樹長在野徑邊，不屬於誰，所以屬於所有的人。我們低下頭從沉沉的枝椏下走過，隨手摘下一個蘋果，咬一口，丟掉，看它噗噗滾進草叢，讓我們知道他分明躲在裡面的小刺蝟分享。

妮卡在家中等候，她已經做好了晚餐，是東歐的茄子牛肉餅。二十三歲的妮卡有一雙動人的大眼睛，微笑著接過我們手中的果籃。醫學院畢業，卻在德國幫傭，因為在前一年爆發的波士尼亞戰爭，已經使她家破人亡。

我親吻著孩子溫暖的身體，心中明白自己擁抱的這細微的甜蜜是如何地短暫，明白它一旦過去就此生不再回頭，更明白，此刻外面的世界是如何地深不可測。

一九九三一月一日，捷克分離成兩國：斯洛伐克獨立。歐洲單一市場成立，歐元正式發行，奠定了日後的歐盟。二月二十六日，恐怖分子設置炸彈，紐約世貿雙子大樓爆炸。六人死亡，千人受傷。沒有人敢想像，這只是初步測試，八年後的九月，兩棟大樓將在世人震驚的注視中灰飛煙滅。波士尼亞的種族屠殺悄悄進行，要到兩年後，慘烈的萬人塚才會被發現。

錢鋼看我在幼稚園門前蹲下為飛飛穿鞋子的時候，莫斯科十月政變，坦克車正對著國會大廈開火。晚上電視新聞中，團團黑煙冒出，人們臉上露出悲憤、錯愕的表情。扭著扭著不肯上床的安安指著說，「火燒了，媽媽看，火燒了。」（上）

一九九四，九月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國會裡遇見北歐來的約翰，金頭髮，深藍的眼睛，長長的腿，帶點好聽的北歐腔的英語，是北歐大報的中東特派員，顯然是個資深的老手。

往下看，國會議事廳裡，以色列議員正在大聲叫罵，一兩個人還做出要打架的聲勢。樓上記者席，約翰正在低聲「指導」我這初來乍到的菜鳥：最好不要搭巴士，因為最近對巴士丟炸彈的襲擊特別多。進餐廳最好不要坐在靠窗的位置，因為很可能槍手會從大街上對著餐廳的一排窗子掃射。進入人堆裡要保持高度警覺，眼觀四方，隨時準備撤退，而且慌亂時，不要被人推到，一倒下就會被踩死。

我看看他，說，「這麼多’不要’，你怎麼採訪啊？」

他眼睛帶笑地回答，「我會的，你不會。」

我說我第二天就要過境去巴勒斯坦。他張大了眼睛，說，「很危險。」

「你去過嗎？」我明知故問。

「當然，」他流露出職業的驕傲。

「那我就去。」我說。

走出國會大廈，天色已黑。我站在一叢棕櫚樹旁，一時不知何去何從；望向對街的茫茫燈火，燈火中人群流動，但燈火外是一圈黑暗，蜿蜒的窄巷匿身在暮色中，深不見底。這個冤冤相報的城市，若是放在一個「歷史痛苦指數」的累計座標上，會不會顏色很深很濃？

約翰突然出現在我身後，說，「明天我可以陪你去加薩走廊。」

「這麼一個好人，」我心想，但是謝絕了他的好意。

道別之後，他又追上來，說，「一進入加薩走廊，你就把阿拉法特戴的那種頭巾放在擋風玻璃上，巴勒斯坦人就比較不會攻擊你的車。」

第二天，晨曦昏茫，我已經上路。耶路撒冷沉浸在清晨的藍調裡，安靜無事中有著淡淡的抑鬱。

好幾道關卡，以色列士兵荷槍實彈檢查證件，巴勒斯坦人從加薩走廊過境到這邊工作，猶如從新店到台北市，但是每天的來回都要接受層層的檢查。氣氛肅殺，一語不發，人們努力藏起眼裡複雜的情緒。

在加薩和西岸行走一天，夜裡又經過層層關卡回到耶路撒冷的飯店，發現整個酒店空蕩蕩，餐廳關閉，侍者無人。我竟然忘了這是猶太人最隆重的「贖罪日」，全城的禁食休憩已經開始。想叫車離開猶太區到阿拉伯區去找餐廳，司機說，「不可能，今天不能勞動，開車在街上會觸犯眾怒，會被打。」

最後，還是跟住在阿拉伯區酒店的約翰求救。他叫了一輛計程車，開到阿拉伯區和猶太區的界限街，距離我在猶太區的酒店大概還有一公里，司機就不願意繼續前行，於是約翰開始徒步進入猶太城區，走到我的酒店，接到我，我們再走一公里的路，跨過界限，進入燈紅酒綠的阿拉伯區，走到他充滿殖民情調像卡薩布蘭卡的酒店，滿室的鬢香雲影，在小提琴聲裡優雅浮動。

在加薩走廊的塵土裡走了一天餓得頭暈的我，點了紅酒和鵝肝。雪白的蕾絲桌巾上一盞燭光閃耀著鮮紅的火焰，酒很濃，菜很香，唉，繁華真好。

約翰喝了兩杯威士忌後，話漸漸多起來。我慢慢聽出了他的人生輪廓。

「你是猶太人？」我驚訝地看著他。金髮，藍眼睛的猶太人，不多。

他手裡拿著酒杯，蕩著透明晶亮的杯裡琥珀色的酒，輕輕說，「我在布達佩斯的猶太隔離區裡渡過童年。你知道我小時候怎麼學數一二三的嗎？」

他轉身盯著我，說，「每天都有人死，自殺的，生病的，被打死的，都有。猶太人的屍體就被堆起來，兩個橫的，上面放兩個豎的，上面再放兩個橫的，豎的，好像堆木柴要燒火一樣。我大概三四歲，就站在旁邊數，一，二，三，四……」

我駭然地看著他，好像被棍子突然襲擊，一下轉不過來。

他用低沉好聽的聲音慢慢地敘述。猶太人流散的民族命運，驚恐痛苦的受害經驗，其中渺小的個人怎麼詮釋歷史，又怎麼適應金髮碧眼的主流社會。到了北歐之後，少年的他如何探索自己的認同，如何逐步逐步地找到了以色列，決定以身相屬。

「什麼叫『以身相屬』？」我問。

他沉吟了一會兒，仿佛在思考要用什麼辭彙解釋我才聽得懂。然後他問，「你聽過MOSSAD嗎？」

「舉世聞名的以色列情報局，誰沒聽過？」

「好，」他說，「我加入了MOSSAD。」

「噢？「我笑著說，」很有意思啊。我也加入過蘇聯的KGB呢。」

他不被我的嘲笑激怒，仍舊很有教養地說，「一九七二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衝進慕尼黑世運會殺了很多以色列選手的事記得嗎？」

「記得呵。」我轉身抓住一個侍者，說，「請給我礦泉水。」

「那麼，」他說，「你又是否知道，後來MOSSAD派出殺手，全球追捕，把那幾個動手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一個一個幹掉？」

「是的，我聽說過。以色列情報殺手威名遠播。但是，」我說，「這跟你有關係嗎？」

「有啊，」他斜斜地睨著我，「你住法蘭克福，法蘭克福的機場，我熟悉的很，包括它每一個秘密通道。」

「所以你也會開槍？」我看著他，心想，這個人根本沒喝幾杯，怎會這樣？

他點點頭。

「殺過人？」

他點點頭。

我說，「好啦，故事聽完了啦。談些別的吧。」

約翰說，「你不相信我，對吧？」

我噗哧笑了出來。

他說，「好，你聽著。」

他把酒杯一仰而盡，然後認真地盯著我看，說，「你今天早上去加薩走廊是在七點零五分到達第一個關卡的，對不對？」

他看見我明顯地嚇了一跳，繼續說，「你租的是培特拉公司的出租車，對不對？」

礦泉水來了，但我沒動。

「你的車號是5480，然後你在八點二十五分進入加薩的，對不對？」

我不說話。

約翰把礦泉水倒進我杯裡，徐徐倒水，淡淡說，「我沒跟蹤你。只是因為擔心你，所以跟軍方通了一個電話，請他們特別留意你的安全。」

我至今不知道約翰是什麼人。

九十年代吧，還看不清。

作者簡介
龍應台，生於高雄縣大寮鄉。1983年於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獲英美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起，在「人間」撰寫傳誦至今的「野火集」。1991至1999年間，她旅居德國，任教於海德堡大學。1999年出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期間正逢第一次政黨輪替。2003年前往香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於2005年回到台灣，創立「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目前任教於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