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的歡樂和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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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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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評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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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歡樂和悲傷 ◎文/錢鋼(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畫主任)
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很少有人知道臺灣人所說的 「五年級」、「六年級」是什麼意思。我也好晚才明白,出生於公元一九五三年,即民國四十二年的我,和龍應台同為「四年級生」。
許多年,同代人互不相干。民國五十二年,龍應台是屏東鄉下的小學生,在漁村可以望見大海。海那邊,有個小島叫南麂。一九六三年,島上有一名暑期前來看望解放軍父親的小學生錢鋼。一天,尖厲的警報聲響起,臺灣空軍RF-101戰機(我們喊它「妖洞妖」)突然臨空,槍炮大作,我在山路上倉皇奔跑,哨兵大喊:「臥倒!」「臥倒!」
海,製造過一代人的心驚,區隔出迥異的人生。終於有一天,帶著無數的歧義和謎團他們相遇,好奇心和探究欲在瞬間迸發。一九九三年,在德國法蘭克福近郊「空堡」(Krongburg)鎮我第一次見到龍應台,她對小兒子說:「飛飛,這是北京來的錢叔叔。」我好奇她的發音,「叔叔」作「上聲」即第三聲。
哦,臺灣,我想。
龍應台的名字和《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即大陸版《野火集》)在我們這岸「登陸」,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然而細梳那些年的經歷,我想起當時對我們震動更大的臺灣文字,卻是柏楊先生的《醜陋的中國人》。那是一個盛行「宏大敘事」的年代,我們懷著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面改造中國的弘願,急迫地渴望制度巨變和文化顛覆。龍應台的文字讓許多大陸人怦然心動,但也就在同時,電視片《河殤》對「黃色文明」的清算和對「藍色文明」的期盼正傾倒萬千青年。八十年代臺灣的「野火」,在激蕩的八十年代大陸,算不上熾烈。
跨過深深的斷層,走到九十年代。六四後的低谷期,一切推倒重來。我籌辦《三聯生活週刊》,參與了傳媒商業化(也是「海外資本進入中國傳媒」)的最早嘗試,也因此有機會去德國考察。說來丟人,最初聯絡龍應台,竟是為了麻煩她幫忙訂回程機票(見識不廣的我們,偶到國外,就是這樣局促)。龍應台對我的幫助,就從我數馬克、取機票開始。
回想她對中國傳媒十多年熱忱參與和無私援助的那個起始點,竟全是瑣碎的細節。記不得在最初的交流中她對我談過「警總」、「黨外」,也記不得她說起過「新聞自由」、「第四權」。到達她居住的小鎮,先是隨她到鎮圖書館給兒子借書(一個小學生能看好重好重一口袋書呀,我驚訝),然後是看她給四個孩子做晚飯(有兩個鄰居孩子要例行共進)。餐後,招呼三個孩子就寢(鄰家女孩帶來牙刷睡衣例行共眠)。一切就緒後,本是她徹夜寫作的時間。她斟了兩杯紅酒,抱來一大堆《明鏡》和《明星》,應我的要求,給我講解德國傳媒。
從雜誌編輯部構成、欄目設置、封面故事、公眾來信到定價和廣告,龍應台不厭其詳。我們談到淩晨。早上,幾乎沒睡多久的她開車送孩子上幼稚園、上學,而後要趕去外地開會。我請求和她同行,在半日車程的列車上繼續交流。
有時,最鮮活的記憶,是印象而非實事,是氣息而非邏輯。對我來說,那次「訪龍」,對我這十多年摸爬滾打投身中國新聞變革有莫大的意義。「空堡」之行,更多的,是收穫了一種狀態:沉靜,耐心,不懈。我得到種子。我看到西方民主曾有過的漫長而崎嶇的歷程(龍應台常建議到法蘭克福的大陸朋友,去聖保羅教堂看看,那裏是普魯士議會政治策源地的遺址);從「空堡」小鎮看到民間社區的一角、看到教育和文化;當然我還看到這「活龍活現」的個人。我十分敏感兩岸同代人的差異,所以對龍應台的視野、她待人接物的舉止、她在「媽媽/作家」雙重角色中表現的活力印象深刻。
就這樣龍應台出現了。她站在我們身旁,用溫暖的目光為中國傳媒加油,加入我們的群落,和我們一同生長。這是日復一日的涓滴彙聚,一厘一毫的緩慢推進,縱使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一九九八年,我主《南方週末》筆政,不到一年,就有十余篇「龍文」在我們的報紙刊出。她談電影,談文學,談環境,談國際事務,一個核心是,談文明。她的文章,成為那一時期《南方週末》「一紙風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她甚至還曾來到廣州,親眼目睹我在報社夜班看大樣,看我抓撓頭皮,和宣傳官苦苦周旋。
當我不再是《南方週末》常務副主編,她也不再是臺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感謝上蒼!我們竟然又成為香港大學的同事。「中國傳媒研究計畫」(China media Project)的一位位訪問學人--來自中國傳媒的優秀記者、編輯們,成為她的新朋友。他們在龍應台的家中看大海的豪雨白浪,沿九重葛怒放的小徑一同行山。朋友們尊敬她,卻無須仰視。她善解人意,明瞭他人的處境,體諒歷史的封閉給朋友造成的缺損--知識的,性格的。她更願意傾聽,對大陸的歷史和現實充滿探尋的興味。她總是說:「你告訴我……」「請你解釋……」「我還不明白……」。也就在這一遍遍的問詢和信馬由韁的交談聲裏,她思緒飄飛。卸任政務官後的龍應台,在大陸、臺灣、香港和整個華人圈,引發了一次次更遒勁的思想風暴。
近年她的文字,直刺現實,促人警醒;觸摸歷史的創痕,讓我默默拭淚;對喧囂的臺灣,對混沌的大陸,以十分微妙而艱難的方式,深入不同的語境,兩邊發言。她有靜水深流,娓娓訴說;也有剎那間迸射的閃電,一朝拍案。越來越多黃皮膚黑眼睛的「七年級生」、「八年級生」,被她磁性的聲音吸引。在大陸、臺灣和香港,龍應台成為一個沒有人能夠替代的角色,成為三地傳媒人和學者思想和情感的極其重要的紐帶。二○○五年秋,在她香港的家中,舉行了一個史無前例的聚會。「兩岸三地」數十位媒體總編輯促膝長談熱烈討論:歷史和現實,抗爭與博弈,政治與資本,傳媒的權利與品質……
我寧願樂觀地相信,恒久的,不是朋友們曾熱烈討論過的這些議題。五年、十年、二十年,一切都會過去。步換景移,塵埃將落,曾經滾燙的定將冷卻,曾經的死結或將釋解,今天的困局會被新的困局覆蓋。但文化的基因將傳遞,思想的魅力將久久縈繞。
政治的門,有時會在一夜間轟然開啟。文化卻不會,文化原本就沒有鎖鑰齊備的門。文化有的是,隔絕的霧幛,誤解的濃雲,遮蔽的雨簾,夜一般的漫漫習性。是的,文化的封閉和隔離,才是龍應台真正的強悍對手。讓華人世界除縛破礙,走近大本大源,是她從「野火」一路行來從未熄滅的奮鬥。
二○○五年底,我應邀到臺灣訪問,曾參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志工聚會,親眼看見龍應台對一群正在用餐的志工們--教師、主婦、商人和前外交官,發表即興演講。這是我聽過的最有趣最特別的一次演講:面對滿桌熱騰騰的小火鍋,她講「把國際觀引入臺灣」。
有清晰精准的「人生設計」嗎?我看她沒有。一切如春來草青,自然發生。她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播種者,總想用鋒利的犁頭,去犁開人們的心靈。她弱小如蒲公英:世事如風,她時而輕舞,時而掙扎,時而疾走,時而又墜入荊棘。如一部大陸影片《巴山夜雨》的主題歌所唱:
我是一顆蒲公英的種子
誰也不知道我的歡樂和悲傷
爸爸媽媽給我一把小傘
讓我在廣闊的天地間飄蕩
自由的心,帶著她不止不息地飄蕩、穿行和播撒。讀盡炎涼,她不世故圓滑;屢經錘鑿,未變得粗糙;她草根,卻不草莽;深邃,卻不玄奧;她不失天真,對大千世界,有所見有所不見,有所爭有所不爭。她常常孩提般歡樂,也常憂傷。她知道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不能被讀者和聽眾的喝彩或是叫罵挾持,然而她有時即便能忍受充滿敵意的箭簇,卻無法承受誤解誤讀的傷害,陷入深深的悲哀,去意徊惶。
但我知道,最大的慰藉--對她,也對我們的--就是:天地無垠。
真的,誰能擋得住,彈指間,天地越來越寬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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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 天外有天~~別白目 =
![]() go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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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er
![]() ![]() ![]() [..一個獨立的思想者不能被讀者和聽眾的喝彩或是叫罵挾持..] 常覺得人際的溝通與了解很是學問,黑與白好像不能單純的兩分與一眼判讀。再好的人都有敵人算計,再壞的人也有朋友相挺。真理不見得越辯越明,灰色地帶成為是非不清的藏身處。前些天,從華語電視台聽見林義傑在受訪時說~〈..笑一笑,可以解決很多問題..。〉真是智慧之語,很修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