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屑(平路)

中時電子報
平路
 
有一次，從一本英文書上看見，觸目驚心的一句話，all that was lost was found again，所有丟掉的都找到了，那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將來，在下個千禧年的某一天，如果有所謂「時空膠囊」，找到了關於九十年代，關於九十年代與台灣，在地震殘留物之間，會不會也有一塊飛機碎屑？
 
其實，是我習慣把自己的人生碎片想成餅乾，都裝在一個餅乾筒裡：像是許多年前的「金雞餅乾」，鐵皮筒上畫著金亮的大公雞，我的人生是碎成一塊一塊的餅乾屑，有一塊碎屑當然跟飛機失事有關係。
 
我的90年代，那件空難是一處分水嶺。
 
俄羅斯航一架空中巴士，從莫斯科取道西伯利亞飛香港，在天空中碎裂，變成雪地上閃著光的金屬殘骸。那場空難之前我住在美國，既不是我的土地，也不是我的關懷，但對我，卻提供了一種家居的安逸，我總是不想分清楚現實與想像，是自閉？那是一種刻意的禁錮？或者是我替自己選擇過日子的方式：實現了小說世界的自給自足。
 
我尤其喜歡美東的冬天。十二月，從窗子裡望出去，窗外的積雪一寸寸堆高，隔著玻璃，我養的胖貓咪用前爪輕撓那棉花糖似的積雪。歲月這般靜好，回想起來，屋子裡飄著聖誕樹的松香，樹下有包得漂漂亮亮的禮物……我的美國歲月總帶著一種聖誕卡的光澤，或者是因為回憶，或者，因為是自己放棄了的生活，記憶中帶著讓人依戀的暖度。那之前，已經有幾年時光，縮居在自己的書房裡，一邊為「美洲中時週刊」寫社論，一邊正專注於自己的長篇：以孫中山與宋慶齡為主人翁的「行道天涯」。
 
若不是突然接到報社的指令，說是余先生希望我盡快去到莫斯科；若不是戈巴喬夫應「聯合報」邀請來到台北，而「中國時報」也希望在版面上做出相等重量的俄羅斯專輯；若不是之前那一年我已經去到莫斯科，待了一個多月，一方面做當年革命金童布哈林遺孀的專訪，一方面補足我小說「行道天涯」的蛛絲馬跡，若不是我有過那樣的行腳，建立了一些新聞界的人脈，我不會突然被交付那樣的重任。
 
我從美國直飛，兩位台灣來的同事與我在莫斯科會合。那一次，手氣順極了，在我做專訪的經驗裡從沒有遇上的好運道，想要找的俄羅斯政要都手到擒來。新聞戰場上，應該是打了極漂亮一場仗。
 
我應該為戰績而頗感高興，但有什麼地方不對？只覺得莫斯科這個城市的基調與快慰的心情不相符合。對我而言，莫斯科總帶著悲涼的美感：宋慶齡在雪地裡的踽踽身影，與上次訪問的安娜．布哈林的影像重合在一起，或者還有讓自己耽溺的文學想像；旅館窗戶見得到結冰的一條河，樹枝上結了冰花，寂靜的銀白裡，環繞我的應該是舊俄文學作品的沈哀。
 
從台北來的同事早一日離開，我打算第二天再訂機票，因為最後一篇稿子還沒有完成。同事在飛機場還跟我打電話，我們並肩作戰的三個夥伴要在台北為自己慶功。
 
當天晚上，我跟當時「時代雜誌」駐莫斯科的bureau chief 吃晚飯。
 
睡夢之中被電話鈴吵醒。
 
「他們，有沒有可能沒上飛機？」採訪主任胡鴻仁，在電話那一端。
 
我含糊著語音，回答不可能，十幾小時之前，他們還在機場給我打電話。
 
鴻仁在電話裡略顯遲疑：「他們，出事了。」我頓時睡意全無。出事？莫斯科不是平靜的地方，機場也不安全。他們在機場跟我通完電話，難道接著就遭人打劫？
 
「怎麼了？」我急著問。
 
鴻仁要我打開電視。
 
接下去幾日，螢光幕上都是空拍鏡頭。後來，救難人員也趕到了現場。積雪刺目的白，一塊一塊的飛機殘骸，還有散落的衣物。記得我閉鎖在旅館裡，剛有睡意又立即驚醒，再用顫抖的手打開電視：西伯利亞的雪原，點綴著機翼的幾點橘紅。移開目光，觸目就是旅館房間粉白的牆壁。貼著牆壁，我記得他們站在那裡，還像幾天以前一樣站在那裡，商量今晚三個人要去哪裡逛一逛。
 
溫熱的身軀裂成肉塊？碎成在稀薄空氣裡的粉屑？張旭昇與李黎顏，他們都有清晨曙光一般的名字。難道，名字中相似的寓意註定了相伴的最後一程？
 
或者，它們都有相關，只是我們不曾有機會理解。這件事與那件事，之間都有神祕的連線，甚至我人生直到如今的周折。他們走後數日，我從莫斯科回到台北，直奔「中國時報」編輯部。甬道上已經佈置了他們的靈堂，我只知道自己很恍惚，我腦袋需要重新組裝，像電腦需要re-format！醉，大概是讓腦袋更新軟體的唯一方法。總之我亟需爛醉一場，至少讓酒精拭去一些感覺也好。在和平東路的小酒館，朋友們為我斟酒，包括現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叔明。我朦朦朧朧地伏案、朦朦朧朧地望著，沒有見過更加善體人意的朋友。在前世，眼前的朋友是我的手足？還是比家人更親的知己？
 
那之前，我沒有真正見識過死亡。
 
跟死神打了一個照面，原來可以是某種催逼。讓人覺得時日無多。1994年夏天，我搬回台灣，多年來難做的決定竟是如此容易。
 
那時候的台灣，充滿了社會改革的期待，處在公民參與的衝撞期，而一連串社會運動要從80年代末講起：1988年三月「中時晚報」創刊，五月發生大規模的農民運動；接著1989年，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1990年三月間，中正紀念堂前掀起了「野百合」學運……。幾年間，街頭戰士與鎮暴警察的衝突不斷，媒體朋友在街頭疾走，在青春激情之下，許多人誤以為世界就此改變，社會將變得正義而公平。等我回到台灣定居，或許是缺席多年的罪惡感，我更自覺已經遲了，會不會已經遲了？一時之間，恨不得目睹許多事在一夕間發生。
 
剛回到台灣，當時，我只有一張書桌，一個寫字間大小的斗室。幾件外出衣服用一根粗鐵條懸掛床頭。趴在桌前，我急著寫出對台灣社會的期待，也忙著參與所有正在發生的事。回頭去看，我其實在自我滿足作為知識份子的想像。對著桌前的大疊稿紙：一堆是未完的小說稿，一堆是起了頭的評論稿，多希望像葉慈的志業，知識份子終於能夠「讀書而涉世」；也多希望像葉慈的詩裡：「唱民謠、故事、韻文、歌曲/ 把愛爾蘭的冤錯化為甜美」。總憂慮著時間不夠，自以為全方位的關心，也誤以為就這樣站上了全方位的戰鬥位置：人權運動、和平運動，性別運動、同志運動……除了在各種刊物發表自己的意見﹐還有數不清的講座、讀書會、寫作班、公聽會等等。
 
1997年﹐發生了白曉燕撕票案。我在時報的「時論廣場」，寫了一篇「所謂壞人的人權」，大意是嘆惋幾位嫌疑犯周邊的人，包括陳進興的妻子，在未定罪之前已經被株連，只因為是惡人的親屬就被當作十惡不赦，而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在某個意義上，才會讓台灣社會止於冤冤相報的循環。因為陳進興等人作案手法太過兇殘，我的文章逆反於當時台灣的社會氣氛，接著幾天，有人打電話編輯室叫罵，有人在寫給我的信裡封上大疊冥紙，還有人詛咒我與我的家人……。陳進興終於在97年底落網，不久之後，又是重新開庭的蘇建和案，既然這個案件讓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三位年輕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判了死刑，在土城看守所已耗掉漫長的八年，除了質疑判案過程的瑕疵，更希望因為一件可能的冤案，可以喚起眾人的覺知，終於開始進行廢除死刑的討論。我們幾個朋友在「人權促進會」的組織下，探監、寫文章、去法庭旁聽、在教堂外繞行，因為這件事符合我所相信的社會正義，而我們的熱情如此源源不絕。
 
那時候，誠品書店剛開始一期連續兩三個月的「誠品講堂」，我自訂的講題是「虛構/解構/建構」，每一個子題講好幾堂課。從那三個子題，大致可以回想起那幾年之間自己思惟的脈絡：面對台灣社會諸多僵化的既有架構，總希望先一樣一樣將之「虛構」﹐再試圖「解構」，一條一條析出其中的理路﹐然後再重新「建構」更理想的社會模型。
 
實際上，我們對於人性的認知何其膚淺，而我們的反省何其欠缺深度。那些年間﹐在某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下，忽略了任何變革，其實需要紮實的社會基礎。如果沒有後來發生的許多事，而是實現了1999年冬季盛行的末世預言：這個世界的許多地方，包括我們台灣, 將在除夕夜讀秒時毀滅，而電腦大當機之後，相關的記錄文獻與「千禧年病毒」也一起碎成灰燼。那麼許多年後，有人或將在一處廢墟中找到些證據，那十年間的台灣，人們相信處身的社會正趨美好，而我們台灣似乎也在一廂情願的念力下真的趨於美好。就像同樣在90年代，許多人從字面上誤讀那位福山（Dr. Francis Fukuyama）博士其實隱含深意的推論，歷史已經終結、剩下都是一些瑣碎的問題。
 
瑣碎的問題？問題不大，但問題真的很大。
 
90年代後半，包括凱達格蘭大道的命名、市長官邸的公共化，台灣社會在趨向自由/開放/進步的氣氛之中，似乎所有的事都在愈趨理想。講到未來，這「未來」兩個字似乎也鑲著玫瑰色的動人光輝。我們鼓吹、我們參與，時時處在一種童騃性的樂觀之中。
 
我甚至忘記了回頭去看。
 
1989年我寫「台灣奇蹟」，小說裡，我寫過：「如今，不論站在世界任何角落，我從未離開過那不斷生長與擴張的島嶼」，所有的事情，在台灣，失去了它的邊界，失去了它的分際……。
 
回頭看，我甚至忘了應該懍然於小說中的預言性。或者，小說作者也只有在無意識的迷濛中，才是道出準確預言的卡珊卓拉！
 
再回看90年代，許多事都失去了它的分際，直到我們心底的浪漫也失去了它的邊界。
 
檢討起來，最關鍵的是，錯估了政治人物、錯估了其中某些人大到吞噬一切的貪慾與私心。是的，重新回溯，就在那時候，無聲無息地，像葉慈在「1916復活節」裡說的：「一種恐怖之美已經誕生」。
 
回頭去看，更恐怖地是，那時候，我們也未曾驚覺於葉慈在同一首詩的另一句：什麼是「excess of love」，什麼是那個超過了分際的「excess」，什麼是「What if excess of love，Bewildered them till they died」……
 
那一段時間，在一種童騃性地樂觀裡，人們被高張的熱情 bewildered了嗎？竟以為更理想的台灣已經近在咫尺。那幾年，感覺上飛得很高，好像希臘神話裡的Daedalus，後來，一切嘎然而止。以為是那對翅膀的錯，不，是我們飛得太高，才會忘記了翅膀是蠟做的，將在高溫下解體。在我迴繞不去的夢魘裡，迎著陽光的翅膀，融成為飛機爆炸後的星點碎屑。
 
當年，乘著那對即將碎裂的翅膀，又好像踏風火輪乘虛御空。後來，必須開腸破肚，重新刮乾淨骨肉，才能夠償還因為輕忽種下的罪孽。
 
回溯起來，如果可以重新來過，社會運動的著力可以更加細膩。包括女性主義的討論應該更加深化、而實踐上要深入草根社區；人權運動的推行尤需要從學校教育著力，先讓人權價值在台灣社會生根（譬如說，廢除死刑的訴求通過各種公聽會，經由討論的過程，以消除群眾的疑慮），還要顧到司法機制與檢警系統等多方面的配套。最為重要的是，怎麼樣讓社會運動的理念變成台灣人民的普遍價值！而當時最讓人痛惜地﹐竟然沒有預作防範，以至於社會運動的某些辛苦耕耘，在根基穩固之前，就被政治激情輕易地席捲而去……。
 
到今天，後來發生的，回過頭來定義了之前所發生的意義。90年代，包括那份帶著真摯心願的樂觀，證明的……可能多是當年的輕忽。
 
是的，就在90年代，我們未曾預見許多原該預見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