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表：遺事與軼事

中時電子報
張娟芬
 
第一張餅
 
那一年夏天我在花蓮，吃過了中飯就騎腳踏車出去玩，沿著海岸有時候往北，有時候往南，就那麼一條路，儘管騎。
 
舅舅住的郵局宿舍在南京街，綠色紗門吱嘎作響。他不喜歡花蓮，很想調回彰化。誰不想。他跟我說，每天清晨有一班自強號，幾乎哪裡也不停地直奔花蓮，三個半小時，一天只有一班。不然的話，台北到花蓮的火車車程通常──不知道多久，反正很久就對了。在郵局分發的排行榜上，邊境花蓮夥同台東，敬陪末座。大學聯考排行榜最後一名是大漢工專，它也在花蓮。
 
我出門，再回來，就黑一層。中學課本裡說，楊朱的弟弟楊布，穿白色衣服出門，遇了大雨換上黑衣服回家，他的狗兒就不認他了，對他狂吠。楊布不高興，但楊朱勸他，「換了你，你也一樣啊。如果你的白狗出門，變成黑狗回來，你難道不會覺得很奇怪嗎？」我就是這條白著出門黑著回來的狗。路人指著我大笑：「啊哩趴嘎價喔！」唉呀妳曬得這麼黑。再黑，他們還是看得出來我原是一條白狗。
 
那個太陽一定很大，那片海一定很美，但我記得的只有前方的路。北濱，爬一小坡經過花蓮女中。南濱，公園剛剛落成，坐在階梯上聽海。年輕人不怕曬也不甚在乎天地美景。我等著聯考的成績單寄到，好開展我的新生活。
 
進入九○年代以前最後一件待辦事項，是在生活上完全獨立不受拘束。在我的蹺家計畫裡，必要的話，花蓮是最後退路。總是在那些花最少錢就能夠活下去的地方，能夠得著最大的自由。
 
結果沒必要。我留在台北過完九○年代，我人生的二字頭。
 
第二張餅
 
孫中山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他指的是三民主義，但什麼主義不是呢。古希臘時期的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萬事萬物的本質，就是數字。一切都可以用數字來說明。例如一個人的健康，是體內各種元素維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如果比例不對了，這人就病了。所以數學就是神學，因為上帝造物的神秘法則，只有數學能夠發現。向日葵的種籽，鸚鵡螺的腔室，不相干的生物、繁複的構成，卻可以化約成同樣的數列。數學是一種陰陽眼，在花叢裡、潮汐間，看見神的旨意。
 
於我，九○年代的主義是女性主義，思想、信仰、力量、陰陽眼。我奔波去過好多大學，好多地下廣播電台與電視台，在好多已經不復存在的報紙雜誌寫已經灰飛煙滅的稿子，而我並不是那時候最勤於耕植的人。那些太陽想必很大，我們想必曬得很黑，但我記得的只有前方的路。這個宇宙在生病，女性平均薪資是男性的三分之二，百分之八十的女性放棄繼承權；這些數字完全不對，這不是神的旨意，是魔鬼的笑容。
 
我們有過美好閃亮的時刻，士飽馬騰，世界將變未變，就等我們補上臨門一腳。但是榮光是給旁人的。翻翻舊報紙可以為九○年代的社會運動寫一份漂亮的履歷表，像所有的履歷表一樣，載明所有的努力與成功，略去所有的倦怠與失敗。但是對身在其中的人來說，成就感多麼短暫恍惚。做成了什麼事情，高興一下下，又立刻被更多沒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淹沒。
 
我們辦了反性騷擾大遊行。高興了多久？不記得。為了遊行的動員，事前準備了很久，巡迴大專院校舉辦講座，開公聽會記者會座談會，我好累。我另有正職，但是我好累，於是就隨便應付了事。那陣子，中國作家艾蓓來台灣。第一天，民生報獨家。隨後幾天她有幾個公開行程，我一個也沒去。我不記得我新聞是怎麼掰出來的，但是記得有一個下午呼叫器響個不停，我打公共電話回報社。這位長官人稱「莊子」。他非常忍讓地告訴我，這陣子，我的新聞都比別人慢一天，而昨天，艾蓓已經走了。我站在騎樓下，感覺滿臉豆花。
 
遊行裡舉了一面「怒」字旗，宣讀了一篇「憤怒宣言」，現場分發的紅絲帶上，是一個怒髮衝冠、單手握拳的怒娃娃；九○年代社運的基調，具體而微地展現在這場遊行裡。我有氣。我們都有。所以我們同仇敵愾。
 
使命感炙烤我的腳底，比頭上的太陽還烈。我不大想起花蓮。前進都來不及，沒有想到退路。
 
第三張餅
 
畢達哥拉斯也有過美好閃亮的時刻。他和一群頂尖的數學家自成一派，士飽馬騰，畢氏定理簡潔美麗：直角三角形的兩個短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怎麼剛好那麼巧！不，不是剛好那麼巧。是上帝的手繪。祂要我們驚嘆，知道祂看顧著我們。
 
畢氏學派相信，數字皆有理性，而理性是上帝的化身。整數與分數，都是有理性的數（rational number），數論與幾何，殊途同歸。研究數學，就是見證神恩。
 
畢氏學派裡，有一個叫西帕斯（Hippasus）的，是一個好學深思的數學家，但是麻煩總是起於這種好學深思的人。他發現了一個小差錯。一個直角三角形，假如兩邊都是1，那第三邊就是√2。西帕斯想出一個方法，同樣簡潔美麗的證明√2既不是整數，也不能寫成分數；√2是個拖著無窮無盡尾巴的小數，而且這尾巴沒有規則可循。√2是一個沒有理性的數（irrational number）。
 
「沒有理性的數」摧毀了畢氏學派的基本信念，但是西帕斯的論證無可辯駁。畢氏學派發出封口令，但是西帕斯不聽，畢達哥拉斯氣壞了。接下來的都是傳言了：畢達哥拉斯下令處死西帕斯，畢氏門徒銜命一路追殺，最後在一艘船上找到西帕斯，將他淹死，就地正法。希臘的太陽真的很大，愛琴海真的很美，西帕斯死了，但是他的論證，還是無可辯駁。 
 
九○年代留給我一些喑啞黯淡的記憶。「要煎蛋餅當然得打破幾個蛋，」哈倫．艾立森（Harlan Ellison）寫道，「每個革命裡難免會死一些不該死的人，但他們非死不可，因為事情就是這樣，而只要隨便達成一些改變，這一切就好像很值得。」許多我認識的蛋，在九○年代破掉了。我自然不能說他們是被社會運動打破的，一個蛋到底為什麼會破掉，從來就是沒人知道的事。但是在九○年代，我們不具備足夠的柔軟，沒有看出來有些蛋已經破掉了，沒有在每一顆蛋破掉的時候為他同聲一哭，沒有足夠的智慧將一顆破蛋當作一顆破蛋來對待。這是我的遺憾。
 
後來我就變得不再在乎那張蛋餅煎得怎麼樣了。我一直想著，蛋破了。
 
第四張餅
 
工作幾年後，我覺得行了。同事很好，長官很好，是我自己不好。我二十六歲，想退休。
 
「妳辭職要去哪兒呢？」
 
「沒有去哪兒。我要寫書。」
 
「在報社也可以寫啊。妳可以就坐在這裡寫啊。」
 
「不行，坐在這裡寫不出來。」
 
「妳這樣老了要怎麼辦？沒有退休金，什麼都沒有。」
 
「老了再說吧。我老了就跟你借錢。」我以為這樣說很好笑，但對方從來都沒有笑。
 
證諸我傑出的工作表現，我的辭呈很快就准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汪精衛有詩如此說。老了的事情不可想得太多，想太多的話，現在就老了。年輕的時候應該努力賺錢，不只是現在要用的錢，還有老了要用的錢，生病的時候要用的錢，以及子子孫孫祖祖輩輩千秋萬世要用的錢。再這樣想下去，我就要動用國務機要費與海外人頭帳戶了。
 
然而不工作的凶險遠勝於沒有退休金。「神隱少女」裡，少女千尋與父母誤闖鬼域，父母貪吃變成了豬，千尋則漸漸變得透明，即將消蝕無蹤。食而不作，就變成豬。千尋的唯一出路是在湯婆婆手下討個工作。
 
湯婆婆一雇用千尋，就自作主張地為千尋另取一個名字。工作賜予你一個身分、一個位置，但那是一個被竄改過的身分，你的基因已經被改造了。大部分的工作枯瘦無法容納靈魂，大部分的靈魂都沒有投入工作──即使那個身體每天都去上班。
 
那不工作好吧！斬斷與世界的交換，得到自由。不讓湯婆婆為我亂起名字，不讓任何人為我亂起名字，我只想要維持我純淨的存在。少女千尋曾經也是這樣想的，她拒絕吃那裡的東西，以保持自己的形狀。但是她發現自己的手漸漸地透明了，揮擊的時候碰觸不到任何東西，直接從虛空中穿過去。這就是自由的凶險：失去身分，成為鬼魂一般的存在。
 
許多人嚮往自由以為自由多麼可愛，其實是葉公好龍。自由像真正的龍一樣可怕難馴。自由不會咬你，自由只是逼迫你看見：婆娑之洋，美麗之島，你的小命、微不足道的人生，無所式憑。
 
我自由了很多年。前方的路我不能全看見，不能全知道。太陽還在，海還在，我在體制外感覺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但知道體制內的生活也使人感覺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我們橫豎就是微不足道的。
 
婆娑之洋。美麗之島。我先王先民之景命，實式憑之。
 
第五張餅
 
離開九○年代以前，我生了一場病。甲狀腺機能亢進是一個常見的小病。與自體免疫系統相關的疾病都很嚴重，例如紅斑性狼瘡；甲狀腺機能亢進是這個疾病家族裡最善良的一員，不會死的。甲狀腺長在喉嚨裡，形狀像一隻蝴蝶。他的工作是製造甲狀腺素，管控新陳代謝的速度。甲狀腺機能亢進，就是這隻蝴蝶工作太努力了，製造了過量的甲狀腺素，導致新陳代謝太快，會心悸、失眠、體重減輕、身體衰弱等等。
 
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可以治標，也可以治本。治本的方法是把這隻蝴蝶砍去一半，讓他再怎麼加班，也製造不出那麼多甲狀腺素。砍他的方法，舊時用外科手術，現在則用放射碘。放射碘是一種藥水，具有破壞性。甲狀腺會吸收碘，連這個有放射性的變種的碘也不例外，於是蝴蝶就折翼了。
 
治標的方法，是吃一種能夠中和甲狀腺素的藥。吃藥其實沒有解決問題，蝴蝶還是拼命的加班趕工，但是他做出來的產品，直接送去銷毀。吃藥是緩解症狀，靜待身體自己痊癒。
 
對甲狀腺機能亢進來說，治標的方法才是好方法，因為這整件事根本不是甲狀腺的錯。我們身體裡的內分泌都是歸腦下垂體管的。腦下垂體會定期檢測血液，然後通知相關的腺體，「胰島素不夠，要補貨了」；或者，「性荷爾蒙用不著那麼多，你在胡思亂想什麼啊。」腦下垂體會分泌一種化學物質，像差遣一個小廝去送信，對腺體下達指令。
 
九○年代末的某一天，我的淋巴球決定要搗蛋。淋巴是免疫系統的捍衛戰士，理應去巡視看有沒有偷渡客混進來，但是他們卻莫名其妙地偽裝成送信的小廝，假傳聖旨，跑去甲狀腺下鉅量的訂單。喉嚨裡的蝴蝶急速拍動羽翅，我的身體就天下大亂了。
 
疾病逼我向我的身體低頭，而我本以為可以隨意使喚它。剛發病時吃西藥，嚴重過敏，全身起疹子，臉皮可以揭起好大一塊，免費的果酸換膚。改吃中藥，緩不濟急。我睡不好，脾氣就不好，完全失去耐性，覺得蕞爾小病為什麼別人三個月就好了我卻怎麼也治不好。
 
有一陣子藥吃太多變成甲狀腺機能低下了；有一陣子每天起床都抽筋；有一陣子常常嗆到；有一陣子沒有聲音；有一天猛烈的打嗝連打十幾個小時。我的身體在生我的氣，怒娃娃的兩條眉毛糾結在一起，手在空中使勁一握，憤怒如髮在頭上炸開。
 
我為自己辯解，與她爭執，想用意志力再度使喚她。聽我的！不要再鬧了！停！妳有完沒完？夠了！不要再煩我了行不行，我還有好多事要做！妳再逼我我要喝放射碘了喔！
 
蝴蝶不語，拍動羽翅，繼續輕盈地捲起風暴。
 
我真的去找醫生，叫他給我喝放射碘。醫生慈祥的看著我說：「我覺得妳還好耶。」他東拉西扯實問虛答，就是不給我喝，但是讓我換一種藥。「妳試試看，還過敏的話再用放射碘。」果然不過敏了。
 
小蝴蝶贏了。「疾病的希望」裡說，疾病摧毀我們強悍的假象，迫使我們誠實。「牙痛、背痛、感冒或腹瀉就足以把耀武揚威的英雄變成一條可憐蟲，所以我們如此痛恨疾病。」整件事情就是要求我的意志潰散，然後重新再來。
 
現在，甲狀腺機能亢進（hyperthyroidism）是我最相信的主義（ism）。我早就好了，只剩下喉間微微的隆起。
 
「這個不會消了，」我的病史的最後一個景點，就是介紹這個遺蹟。
 
「看不太出來。」好心的人安慰我。
 
「那就老實告訴你好了，」我壓低聲音說：「那是我的喉結。」
 
有一個傢伙，肚子餓，吃了一張餅。還餓，再吃一張。還餓。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他足足吃了六張餅，才終於滿意，身子往後一靠，嘆口氣說：「早知道，直接吃第六張餅就好了啊！」
 
九○年代的遺事與軼事，都是我的餅。每一張餅，入口的時候是一個味道，咀嚼的時候又是一個味道；最後免不了用後見之明與後見之瞎，去重新詮釋記憶裡的味道。熱餅燙了我的唇，冷餅寒了我的心；沒得挑剔。直接吃第六張餅是傻子說的胡話，人生沒有這樣的。每一張餅都承接了上一張餅的味道，全部加起來才填了我的胃；沒得挑剔。得意與失意，我一網兜收，概括承受。
 
我如今又在花蓮這個有太陽與海的地方。兩個禮拜就曬黑了，不是煤炭的實體的黑，是影子一般，黑得不太確定，略微透明。我尋到南京街，那裡當年已經不甚體面，如今看來更顯淒清寂寥。舊宿舍沒有了，每一個棄置的空地都是嫌疑犯，我躡手躡腳張望，躡手躡腳離開。有一條狗在路上奔跑，耳朵一張一合，肩膀一聳一聳，彷彿跑得輕鬆，指爪敲擊路面發出清脆的響聲。朝著海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