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淘不盡的時代殘跡(王鼎鈞)

王鼎鈞
 
老師必須保持警覺，以防落入陷阱
 
五○年代某先生由媒體轉業到大學去教中國近代史，上課時秩序很壞，學生在下面擺龍門陣，他在講台上念講義。他告訴我，「念講義」是個姿態，只有捧起那麼大一張紙，才可以目不斜視，跟學生切割，學生的「權利」和教師的義務彼此兩全……萬萬沒想到，這種現象到了今天還存在！
 
六○年代初期我也教過書，也見過類似的場面。起初，一家私立中學聘我兼課，學生很多，教室很小，上課的時候，我和學生之間幾乎沒有距離。我一開口講話，他們立即談天，教室猶如茶館，如果我停下來，他們也立刻沒有聲音了。教師怎樣應付這個局面？有人站在講桌後面盯住書本，神情不慌不忙，聲音不高不低，他聽不見學生說什麼，學生也聽不見他說什麼，可是很奇怪，倘若他講課的時候說出馬，罵，麻，女生立刻一齊大聲答應「哎！」表示自己升格為「媽」；如果教師說出八，拔，罷，男生立刻大聲答應「嗯！嗯！」表示自己升格為「爸」，他們還是聽得見，只是不聽功課而已。老師必須保持警覺，以防落入陷阱，否則那就要看他的修養了。
 
這個奇怪的現象對我構成挑戰，怎樣使他們「聽得見」我講課呢？我要找出辦法來。我是廣播電台混出來的作家，把上課當做主持節目，每次上課之前，我把我要講的話好好結構一下。我把課文分解了，大約每隔三分鐘、在他們對我厭倦之前，穿插一些小幽默小掌故，維繫他們的注意力，再採用聲東擊西、欲擒故縱、正言若反種種手段，引他們追逐捕捉，流連忘返。他們總算發覺我講的話比他們自己同學講的話更好聽，教室的秩序大為改善。那一年真辛苦，我也真有長進。
 
上課的時候很「安靜」
 
然後我到一家公立專科學校的夜間部教書。那時住在台灣的人非常注意子女教育。國共內戰發生以後陸續遷到台灣來的人（所謂外省人），喪失一切所有，他們深知他們能給子女留下的蔭庇，只有教育。原來就居住在台灣的人（所謂本省人），受到土地政策的限制，無法再以田產傳家，教育也就成了下一代唯一的出路。大專學校擴充太快，很難請到教師，洋博士洋碩士還沒回來，土（本土）博士土碩士還沒培養。目前（2008年）一所小學，五十六位教師，有四名準博士，十名碩士，十八名準碩士，當年誰也沒有這麼豐富的想像力！我知道台大有一位教授到處兼課，由台北兼到高雄，，分身乏術，他的祕訣是輪流請假，他常在下課的時候告訴助教：「我下個星期感冒。」一時傳為笑談。這是我能到大專學校兼課的大背景。
 
那時兼課的收入很低，我每周三晚間到學校上課，每次兩小時，坐三輪車往返，中間在外面吃一頓消夜，兩節課的鐘點費就花光了。（當然，誰教你吃消夜坐三輪呢！）學校實在窮，他必須照顧專任教員的基本生活，多多少少把兼任教師當做義工，前來兼課的人看系主任的面子，也多多少少能夠「以義為利」。有一段時間，公私立大專學校都大量增聘兼課教師，減少財務負擔，我有兩個「本職」，待遇都很好，我又一心想為青年學生做點什麼，這是我能到「大專」兼課的小背景。
 
上課以後，才知道學生並非我想像的那樣年輕，他們多半早已投入職場，業餘進修，他們省吃儉用披星戴月而來，當然都有上進心，可是他們也實在不在乎究竟學到多少東西，要緊的是拿到那張文憑。台灣是越來越重視文憑了，你能否得到你想要的職位，要看你有沒有文憑；你以後能有什麼樣的發展，要看你有什麼樣的文憑。這也是大專增校增班的另一個原因。
 
畢竟是「社會人士」了，上課的時候很安靜，我從戰役中脫身，頓覺輕鬆自在。他們有人伏案疾書（一定不是作筆記），有人手執一卷（一定不是讀課外參考書），我認同他們的做法，自己不聽，也不妨礙別人聽，他們都是君子。難免有人遲到，多半是美麗的女士，高跟鞋響，入座以後，啪的一聲打開皮包，啪的一聲關上皮包，手裡多了一把小摺扇，嘩啦一聲打開，搖將起來。
 
「擁抱青年」原來這樣痛苦！
 
多年以後，我在職場中遇見一個人，他很有成就了，他說他在那段時間從夜間部畢業，從來沒去聽課，他花錢雇了一個年紀相仿的人替他對號入座，那人租了武俠小說，安安靜靜，心無二用，看來很老實很用功的樣子。教務處派人點名，照例是拿著座次表、站在教室門口、察看有沒有空位而已。考試之前，他把同學的筆記借來通宵苦讀，也能及格。
 
「把同學的筆記借來！」他這一句話我聽得最清楚，認真讀書的學生還是有，夜間部也出了一些人才。
 
然後我轉到一家私立專校的日間部，現在這家學校很出名了，我去教書的時候，他們尚在草創階段，上課的時候「戰役」重演，加上教室隔音不好，噪音交流，我簡直聲嘶力竭，真的成了「叫獸」。我仍用老戰術應戰，專科的學生程度比較高，我準備材料經營布局也得多費心思，「擁抱青年」原來這樣痛苦！
 
天無絕人之路，班長聽出興趣來，這位「老大」有權威，他主動站起大喝一聲，大約能維持十分鐘的安靜，十分鐘後，他先發制人，聽到哪個角落竊竊私語，他走過去制止。他是我遇到的一個天使，我那時還不甚懂事，沒有記住他的姓名，交個朋友。
 
我那時督課很嚴，期終考試有六個學生不及格，重修再考。有一個學生在考卷上訴苦，他家住台中，景況清寒，父母希望他早日畢業謀職賺錢，現在為了這一門課，他得再到台北租房子，增加全家的困難。「分數難道是老師從大陸上帶來的嗎？多給幾分又有何妨？」我看了悚然一驚。還有一個學生在考卷上巧妙的「通知」我，他是某某人的兒子，言外之意顯然。
 
大江東去，四十年於玆矣，怎麼這現象沒有淘盡？我相信今天教師都有第一流資歷，非當年我們那些「義工」可比，可是大概學生也「進步」了，水漫金山寺，難為了法海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