躁鬱時代

聯合報╱薛仁明
 
原擬題目是：「躁鬱時代，當下安然」。但掂估了斤兩，知道自己還差得遠。心想，少說幾句不要臉的話吧！於是，刪掉後面四字。
 
話說去年秋天，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人間副刊》合辦講座，邀我與業師林谷芳先生進行一場「對談」。說「對談」，那當然是僭越躐等；當學生的，如何和老師就「對談」起來了呢？不過，老師是禪者，不避僭越；再說，我素來心儀的孔子，亦與其弟子多有唱和，也絲毫無損門人對他的敬意，反倒因此，更顯其大。
 
於是就談了。這場「對談」，題曰「躁鬱時代，重看琴棋書畫」。題目是我訂的，老師事先不太知道，也沒準備。一向如此，但凡演講、對談，他都幾乎不準備，上台就談，下台便忘。這「下台便忘」，看似他年紀大了，現前之事，容易遺忘；但不瞞您說，這其實是他的大本領，作為弟子，我琢磨了許久，至今仍學不會。他的「忘」，讓我想起莊子的「坐忘」、「相忘於江湖」，這「忘」字，莊子談得很動人；中國文學也常說「太上忘情」，「忘情」者，不溺於情，亦不易有情緒之巫魘，生命遂可清朗；老師還深諳中國音樂，有個雅集，名曰「忘樂小集」。正因為這「忘」的本領，所以「躁鬱」二字，完全沾染不上他。
 
說他沒準備，當然是，但也不全是。老師六歲有感死生，高中習禪，入「無生」法門；同時，他彈琵琶，悠遊中國音樂四十餘載。因此，讓他來談「躁鬱時代，重看琴棋書畫」，本無須特意準備，信手拈來，唯隨機對應耳；但這樣地應緣而說，話說回來，後頭若無他月積日累之力道，要應，也無從應起。再者，他所談，非知解之事，而係自家生命之直抒；其所言，非刻意安排之結構，而是自性本然之流露。這直抒生命，流露本然，原是無心之映現；無心，故無有機心，無有勉強，無有造作。於是，即便他再如何邀約不斷，演講不停，亦極不易見他疲態顯露；也正因如此不待安排，處處無心，所以，「躁鬱」云云，離他，真是天遙地遠。
 
至於我，當然無此火候，也因此，便不能毫無準備。然而，既是對談，孰先孰後，又且未知；而老師講些什麼，還得當場才知分曉。於是，真要準備，其實也一片茫然。話雖如此，我其實也不甚緊張；並非我不當回事，而是，較諸老師，我有個「優勢」；有此「優勢」，便可「不讓於師」，真要來個「直抒生命，流露本然」，也未嘗不可。
 
「困而知之」。借《論語》的話來說，這優勢在於，老師係「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之人，而我，靦然言之，係「困而知之」者。老師固然年少夙慧，但他今日的境地，實而言之，更得力於四十多年的禪宗修行。論修行，他看似散漫，平日世間之事又極多極忙，但他最根柢處，實則一念耿耿，未嘗或忘，自有其毫不苟且，又不絕如縷之綿密工夫在。至於我，雖說是「困而知之」，其實，「知之」二字，當然是張大牛皮；熟識的朋友都知曉，我離此境地，真是迢迢其遙！不過，前頭那個「困」字，卻半點不假，千真萬確。
 
「困而欲知之」，這才是我最大的優勢。老師起手便高，年少時代，對生命之瞭然，就異於尋常。而我不然，年少時代，對於生命，唯有稍異尋常之困頓；每每焦慮惶惑，憂思ㄔ亍，不知何往，只好上下求索，東尋西覓。於是乎，求知識、做學問、讀文學、碰藝術，乃至於叩問宗教，我遍尋遍覓，試圖要脫困解惑。然而，凡此諸事，似則皆似，是則未全是；凡此諸事，皆有觸及之處，亦皆有不到之處；凡此諸事，皆可受其益，然而，難免亦蒙其弊。結果，起始的許多年裡，多半是，即脫便即困，隨解又隨結，到頭來，扶得東來西又倒，糾結依舊。我的或躁或鬱，總地算來，其實也沒什麼減少。反而是有幾回，歧途誤入深了，險些都要往而不返；自己直覺被困住了，趕緊掙脫，所幸，還掙脫得了。
 
老師沒有掙脫的問題，他早早便滿頭白髮，隨之也早早就一身清澈。而我，華髮亦早生，然嗅了一嗅，仍不免是股濁氣。老師又很早就不動如山，我卻時時會動搖。百年來，讀書人也不管相不相容，對西方，極度謙卑，對自身，又不忍忘本，於是動輒自期學貫中外，競言會通東西。結果，固然有貌似左右逢源，亦有自稱融會貫通者，但更多的、更普遍的，毋寧是，不蒙其利反受其害。他們或許不求甚解，或許不甚自覺，但他們仍不免會擺盪在中西根本之扞格中，徬徨於兩種價值之衝突裡。我以前念台大，跟著大家一道擁抱自由主義，相信這是台灣的主流，現在如此，未來更當如此；後來，再看了一看，才發現，無論知識界抑或藝文界，雖然大家不願承認，但真正的主流，其實是虛無主義。虛無的原因，固然林林總總，但最根本處，仍源於這種扞格與衝突；於是，讀書人擺盪，讀書人徬徨；又於是，讀書人比常民更容易煩憂，讀書人也比常民更多躁鬱。
 
我就是如此，我就是如此擺盪徬徨著。記得彼時讀大學，這會兒是論孟老莊與禪宗，下會兒是韋伯新馬及解構。那時花了三年讀新儒家，最尊崇的是牟宗三，他一邊是陸王，一邊是康德；唐君毅則左手理學家，右手黑格爾；至於徐復觀，他特別強調儒家倫理與自由主義的相容與會通。我完全信服他們。於是，我嘴巴大談中國文化，耳朵聽著貝多芬，眼睛看著西方「藝術」電影；口中強調文化主體性，手裡寫著西式長句子（表示自己的思考複雜度），不時要夾帶幾個英文字（表示自己不是現代文盲），更要套用西洋學術術語（表示自己能與現代學問接軌）。有一回，抱著一本四十幾萬單字的大字典，走在路上，不瞞您說，我有一種得意，也希望別人能瞅見。
 
老師對此完全免疫。華人文化界的種種時尚，於他，均埃塵未沾。眾人大談中西，他唯標舉東方；別人喝咖啡，他只喝茶；旁人西裝牛仔褲，他一年四季只是那襲布衫。早在讀建國中學時，他就理個光頭，像個老土；同學個個唱著英文歌，唯他不唱，全班只有他一個人唱著台語歌。數十年後，有個文化明星聽唱西洋老歌，陶醉之餘，幽然嘆道，「那就是我們的青春！」老師一旁唯冷冷答應，「那是你們的青春。」早先，老師的建中同儕，時興彈著吉他，而他，彈琵琶；那年校慶晚會，國樂社演奏，台下那群「時髦」的建中學生看不上眼，竟一片噓聲，台上成員當場怔住，稍稍踟躕，轉頭看了一眼，老師唯道，「莊嚴地演奏下去。」
 
我沒有這種莊嚴。我雖有我的個性，但常會動搖，也常虛矯，總是在擺盪，還不時會軟弱。高二時，我很認真聽著一塊卡帶，琵琶曲，〈春江〉、〈塞上〉、〈月兒高〉；但在學校時，不談這個，談的是搖滾樂「工人皇帝」，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大學時，朋友談西方古典音樂，還幫雜誌寫樂評，我虛心聽著，專心讀著。同學房間貼著一張大海報，是卡拉揚，柏林愛樂指揮，我喜歡他的姿態，像在沉思，像個哲學家。我還讀唐君毅的哲學，極盡「曲折繁密繳繞」，很佩服他那樣的複雜度；他也談古琴及簫的音樂美學，我亦甚覺其好，雖然古琴長成什麼樣子，那時並不知道，但高談闊論之時，我還是會搬出來炫學一番。
 
這般夸夸其言，終將反噬；於是，我不安然。而向來佩服的「曲折繁密繳繞」，最後，也把自己層層疊疊給纏住，我整個人都是緊的。又原以為的博採中西，兼容並蓄，真說到底，其實只是雜揉，只是拼湊，是將許多並不相容者硬塞在一起。這樣的紛陳雜採，若視之為生命色彩的妝點，似無不可；若純粹以之為談資，好像也能益人神思。然而，若是全力以赴、認真以待，且又堅持信念，那麼，生命一旦面臨狀況，這些潛藏的衝突與扞格，便一一迸發而出，人就難免要倉皇失措了。正因如此，我始終心不得安。經過了許多跌跌撞撞，總算明白，我最大的課題，其實是，所有的浮辭浪語，終究要將之一一掃落；所有的誑思綺想，亦得要將之如實滌盡。否則，對知識、學問、文學、藝術，乃至於宗教的求索，原本都是資糧，這下子，卻可以盡成為阻隔；求索越深、尋覓越廣，都可能與自家生命隔得越深、離得越遠。千重阻，萬重隔，那麼，躁鬱之病，也就難以倖免了。
 
在此躁鬱時代裡，我這麼一個「困而欲知之」者，沿途步伐踉蹌，七顛八倒；對照老師的不動如山，其實相映成趣。而這一路儘管狼藉，但驀然回首，仍見萬象歷然，物物分明。知我者，或覺可憫；不知我者，或覺可笑。唯我自覺，僥倖哪！借用曹操的詩句，則是說：「幸甚至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