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做現代台北人真是幸運

大陸作家沈寧眼中的台北－「台北6日」

沈寧
浙江嘉興人。一九四七年生於北京，後居上海。一九五三年隨父母遷北京，讀小學和中學。一九六六年大陸文革浩劫，高二停學。一九六九年到陝北山村落戶，接受勞動改造。。一九七七年秋，大陸恢復高考入學制度，考入西安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至陝西省電視台電視劇部工作，參加電視劇編劇及拍攝制作。一九八三年夏赴美國愛荷華大學自費深造，學習東亞文化學、大眾傳播學、教育學。一九八六年夏獲東亞文化學碩士，應聘至舊金山任教。一九九０年後，在多家美國公司任職，曾任美國之音廣播電台新聞主播，亦於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任文職教官。工作之餘，勤於寫作。除在中美港台各地華文報刊發表多種文字之外，近年出版書藉包括：
《嗩吶煙塵》
《美國十五年》（中國經濟出版社）
《戰爭地帶》（中國華僑出版社）
《商業眼》（光明日報出版社）
《點擊美國中小學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
《教官筆記》（中國電影出版社）
《A Different View》（美國）。

人在海外，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結果是負面的，以為台灣政府業績不彰，官員品格拙劣，台灣人素質低下，文明缺乏，社會混亂，令人覺得恐怖，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推掉了。

最近去了一次台北，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

台灣政府確實業績不彰，官員品格確實低下，但僅此而已，就我個人所見，台灣人（至少是台北人）的素質文明，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

我是第一次去台灣，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台北之美，固然依賴台北飯店之眾多，夜市之繁榮，小吃之豐富，飯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著我的，卻是台北的人，普通市民們。

走出中正機場，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 ，買票坐車到台北。從桃園到台北，一小時路程，票價135元新台幣，折合4.5美元（設以30:1計），實在便宜，美國丹佛這樣公車，要貴一到兩倍。我對台北毫無所知，詢問去下榻旅館在哪站下車，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指給我看，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他們詳細告訴我，講解幾種價格，告訴我省錢竅門，給我換了幾枚硬幣，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通電話，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

在台北期間，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怕她打來找不到，跟前台服務員一講，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都能轉給我，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便將電話轉過來。那兩邊的服務員，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

事情都是小事情，但我看出大意義。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愛理不理，也沒有「堆滿笑容」，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笑模樣」，或者臉上帶「笑」卻心不在焉。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似乎那樣做很自然，很平常，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

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是台北鬧區的中心，每日從早到晚，車水馬龍，熱鬧非常。早晨上班高峰，捷運（地鐵）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但擠在人群中，隨眾進退，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頗有君子風。即使在捷運車站裡，人滿為患，卻似乎並不喧鬧。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公車上，飯館裡，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也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我從經驗總結：喧鬧與文明成反比。喧鬧之地，必是文明低落之處。喧鬧度越高，文明度越低。而凡文明之地，自然不見喧鬧。由此可知，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

此言不虛，有例為證。在台北乘捷運，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我從未見到一個人，站在左半邊，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最可愛那些中學生，也如此守規矩。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喜歡結夥說笑走路，可一上扶梯，便都自覺站在右側，絕不為說笑方便，擠在左側擋路。

捷運車廂內，靠門處安排博愛座，即老幼病殘專座。我每天乘幾次捷運，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許多乘客站在旁邊，卻都不坐。上下學時，很多中學生乘車，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絕不占座位，特別有規矩。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令人感動。

捷運車站月台，每個車門前地面，都畫了斜斜的排隊線，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絕不亂擠，而且永遠先下後上，絕無搶先之舉。我在台北六天，街道上，商店裡，公車上，飯店裡，無論何處，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臉紅脖子粗，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中國人聚集的市面，能做到如此，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

台北是個大城市，馬路上行人多，汽車更多。自行車極少見，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大街小巷，隨處可見，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但我發現，市內交通亂中有序。十字路口，每遇紅燈，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停在斑馬線上。左轉摩托車，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規規矩矩。行人過馬路，從不亂竄，都走斑馬線，遵守燈標。所以雖然車多，還是很有安全感。

我相信，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成果。上世紀後半段時間，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已見碩果櫐纍。現在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所有青少年都起碼國中畢業，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更有雄厚基礎。

因為時間關係，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只在瞻仰國父紀念館的路上，順便去了誠品書店，覺得真舒服極了。台灣出版書籍，講究紙張裝幀，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毫無簡陋之嫌。書店之大，之整齊，之華貴，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裡面人並不少，但極安靜，絕無擁擠雜亂之感。我走了走，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嗩吶煙塵》，當晚要送人，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真想多買，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

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細緻觀看各種展物，低聲地講解，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景仰的神情，家長的笑容，非常感動。我想，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這樣的孩子，長大之後，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由此可知，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綿延不絕。

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讚嘆不已。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來到混亂的台北。十年之前的台灣，遠比現在好得多，到處是欣欣向榮，愉悅和諧，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這八年來，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社會分裂，經濟衰退。我對台北的讚美，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跟我吃兩次飯，嘆了幾次：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但真是和平快樂，無憂無慮。

我到台北的第二天，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大中至正」四個字的日子，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拍照留念。在報紙上讀，或電視上看，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衝突頻頻，混亂不堪。實際上，當時在場的不過三五十人而已，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媒體，特別是電視，實在過度誇張，不光誤導民心，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確是不該。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那天星期五，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很少人願意去參加這個政治鬧劇。

也在中正紀念堂前，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一個婦女靜坐地上，舉著一本雜誌，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站在旁邊看。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見此種種，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警察不得干涉，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利。

紀念堂廣場上，成群的和平鴿，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看到很感痛心。那情景，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不過，我願意相信，這只是暫時的。美國有句話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

在台北短短六日，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所以我尊敬台灣人，愛戴台灣人。如果有機會，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享受一個正常，理性，文明的中國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