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產業轉移中升級

產業轉移的大潮不可逆轉，希望借力其中的企業，趕快行動起來吧！

受到諸多發展瓶頸的影響，當時的平安保險和招商銀行已經把業務的重點佈局在上海，而華為和中興據說也有意撤離深圳。這個曾經的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當時正面臨著“空心化”的危機。

作者：京文來源：“世界經理人”雜誌發表時間 :2010 - 09 - 10

今天去鄭州，明天到廊坊，後天又現身成都，這個夏天富士康的踪跡撲朔迷離。富士康所吸引的關注，不僅來自於媒體和地方政府，更有相干或不相干的企業。此前，儘管西部大開發的口號也喊了好幾年，但是，到西部去，到二線城市去佈局只是少數企業的行為。根據“世界經理人”與北京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於 8月對“中國最具發展潛力的二線城市“的聯合調查（簡稱：聯合調查），過去三年內對二線城市有過遷移行為的企業，只佔到被調查者總數的12.6％。然而，富士康這個製造大鱷頻頻在各地的建廠，卻激起了不少企業的危機意識，在它們看來，從沿海發達城市或一線城市向內地二，三線城市的產業轉移已經勢在必行。聯合調查的數據還進一步顯示， 13％的企業計劃在未來三年內挺進二線城市。

富士康的一系列轉移佈局，被外界解讀為擺脫壓力之舉。春夏之交的數起員工跳樓，逼迫著富士康不得不為員工加薪，而加薪帶來的成本壓力，又讓它們不得不尋求遷往低成本之地以平衡收支。逼迫富士康遷移的不僅有成本壓力，還有電力，土地等資源短缺的壓力。比如過去從未被斷電的富士康深圳工廠，近年來就被經常停電。實際上，當城市發展升級時，很多製造型企業都能感受到這類由輕及重的壓力。因此，看到富士康的遷移，它們也有不作為的危機。然而，儘管受到眾多二線城市熱情相邀，但是，大部分企業在選點，佈局，考察配套和相關人力，能源資源等諸多環節還是覺得挑戰重重，因此遲遲不敢行動。

然而，遷移之步遲早是要邁出的，因為產業轉移的大潮已經從國際蔓延到國內市場。與其被動地被大浪衝撞摔跤，還不如主動順勢隨波前行。實際上，12.6％的遷移企業中就不乏主動者。它們不僅制定遷移戰略，更是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探索。它們的遷移模式，值得那些尚在觀望躑躅者借鑒。

啟動於 19世紀的國際產業轉移，從歐洲移向美國再向日韓，如今進入了中國。美國和日韓企業崛起的事實證明，無數的產業升級機會孕育在產業轉移之中。當比較優勢所激發的產業轉移在國內市場發生時，升級也必然伴隨其中。當然，升級機遇留給有準備的企業。

產業轉移不可逆轉

有比較優勢，就一定會引起產業轉移。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而二線城市比較優勢，是在一，二線城市依照不同定位的發展中逐漸形成的，既有客觀形成的因素，也有主觀創造的因素。沿海及一線城市，曾經是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主流區域。然而，經過二三十年的聚集發展，這些城市陸續進入了極限規模，露出不堪重負之態：水電負荷過載嚴重，人口擁擠，地價和房價飆高，生活成本上升... ...顯然，這些現象既不利於人們的生活，也不利於企業的生長，尤其是那些勞動密集型企業。

面臨這樣的極限瓶頸，所在城市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必須進行升級。2003年南方網上登載的一篇文章“深圳，你被誰拋棄”，就記錄了深圳當時的被動。受到諸多發展瓶頸的影響，當時的平安保險和招商銀行已經把業務的重點佈局在上海，而華為和中興據說也有意撤離深圳。這個曾經的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當時正面臨著“空心化”的危機。好在後來幾年，深圳逐漸修正自己的定位，調整產業結構，把有限的資源放在更能突出定位的產業上。比如，深圳市政府就曾經對富士康明確表示，希望它們在深圳大力發展研發中心，同時鼓勵它們將產業升級做大。這種對低端製造業務委婉的“逐客令”，讓包括富士康在內所有相關企業把中低端製造業務遷出深圳成為必然之勢。

中低端製造業，在深圳這樣城市化相對發達，希望打造總部經濟的城市裡不受歡迎，但是，對那些富含勞動力，需要改善就業，需要脫貧致富並擁有尚未開發土地的二，三線城市來說，卻是發展的希望。而那些城市，也逐漸創造出適合中低端製造業生存的土壤。

實際上，不少二，三線城市，除了擁有原生態資源，為了脫貧致富，它們還連續數年的投資修路，架橋。中國政府在經濟危機中用於刺激經濟的四萬億投資，發放到地方政府時，大部分也被投入到當地基礎設施建設上。地方政府不僅致力於改善交通，它們還積極創造良好的招商引資政策環境，除了提升改善政府部門的服務能力外，它們還有意識提高自己城市的配套能力。比如，當“美菱”和“榮事達”兩大家電品牌陷入發展低谷時，合肥市政府就用它們吸引來了長虹和美的，長虹收購美菱，美的入主榮事達。當招來的這兩個家電大企業在合肥做得風生水起，物流和配套環境逐漸成熟時，其他的鳳凰也陸續飛來。合肥已經被國內家電大腕們視為企業佈局的必爭之地。今年7月，憑藉打造家電製造基地的經驗，合肥市政府和相關企業又在合肥新站開發區投資 100億元人民幣開發彩虹藍光發光二極管項目。依托這個項目，合肥要打造中國最大的平板顯示產業基地。

2001年年聯合利華布點合肥時，還要為如何派管理人員而犯愁。聯合利華總部在上海，那時合肥到上海的火車沒有直達，中間要轉車，耗時 7小時。合肥上海之間的飛機，一天也只有兩班，很難實現當天往返。交通不便，讓外派人員很難安心工作。這樣的問題在隨後的增加航班中得到緩解，而2008年開通的合肥上海動車，讓這個問題得到根本改善。合肥到上海，只要3個小時，而合肥到南京只要40分鐘。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不少人每天上班也要花費同樣的時間。

高速鐵路開通後所帶來的這種“同城效應”，便利了人員的流動，讓二線城市的比較優勢能更充分的體現和發揮。2010年3月，聯合利華關閉了其在上海的6家工廠和廣東的工廠，整體遷入合肥，把合肥基地打造成其全球製造基地，這樣可以節省成本30％。而當北京天津之間火車全程只要30分鐘之後，根據三星研究院的數據， 2000多家企業把總部留在北京，把其他一些部分，比如工廠，搬到了天津。

三種因素驅動了三類轉移

二線城市的比較優勢讓一些企業躍躍欲試，然而，一個成功的遷移，並不完全取決於這些優勢，而決定於企業知道自己缺什麼，並尋找到能彌補短板的區域優勢資源。因此，那些彌補短板的比較優勢，就構成了促使企業轉移的驅動因素。

按照長期研究產業轉移的博斯（上海）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合夥人徐滬初的觀察，國內產業轉移的驅動因素主要有三類：成本，原材料或能源，市場需求。而我們的聯合調查也發現，吸引和驅動企業遷移的因素，除了有政策（65.7％），地理交通（60.9％）等外部生存條件外，還有關乎企業經營發展的生產成本（51.7％），配套條件（55.7％，包括原材料和能源配套）和市場條件（42.7％）等生產要素資源。因此從生產要素資源吸引力的角度去判斷，我們認為，國內市場上實際正發生著三種類型的產業轉移：成本驅動型，原材料或能源驅動型，市場驅動型。

成本驅動型，就是從成本高的地方向成本低的地方遷移。這類遷移首先發生在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有些是被迫的，有些則是主動的。2009年經濟危機來臨後，珠三角的不少企業都遭遇到國際市場對成本的苛刻要求，有些企業到那時才幡然醒悟並匆忙撤退到內地二，三線城市以尋求低成本資源繼續生存，而少數企業則因為事先的內地佈局而從容許多。總部在深圳的航盛，就是這樣的一個從容者。在本次專題案例部分，我們詳細探求航盛從容轉移背後的故事。

隨著成都，大連等具有人才，高新技術配套資源的城市崛起，成本驅動型遷移，也開始發生在人才，技術密集型的行業中，比如微軟，東軟等軟件企業，就在成都，大連設立軟件開發基地，而英特爾則把封裝測試工廠從上海搬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