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等人”的身份焦慮

作者：石勇

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沒有錯。一些人先富，總比大家一起窮更好。而且，在邏輯上，先富起來的人是可以帶動另外的人一起富的。但是，中國社會顯然忽略了人的這種心理並從制度上加以規制。

BWCHINESE中文網訊，中國社會在階層、權力、財富、生存機會上正在進行“代際傳遞”。“官二代”、“富二代”、“窮二代”現象持續地構成社會熱點和痛點。

“李剛門”毫無疑問提供了一個分析現代“官二代”飛揚跋扈的經典文本。然而，有必要借助這一事件繼續追問：“官二代”、“富二代”們這麼囂張，是否不僅和個人教養、權力-資本在博弈中占壓倒性優勢有關，而且更是中國社會在撕裂中，權力-資本階層要牢固地確立他們和普羅大眾的“階層壁壘”的無意識產物？“官二代”、“富二代”們那種誇張的炫耀性表演，是不是一種“上等人”階層在形成過程中“自我認同”的焦慮？

從這個個案的表層掃視過去，“我爸是李剛！”（相應地可以演繹出“我爸是xx富人”、“我們是xx人！”）和跑車、泡美女、炫富等，實際上是一個形成中的“上等人階層”，在進行誇張的身份建構的宣示。在心理上，它們的重要意義就在於，由於充滿了來了自身和他者認同的焦慮，富人（包括擁有權力和資本的人）和他們的子女必須依靠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讓整個社會知道他們是什麼人，讓他們確認自己所屬階層，與他們眼中低賤階層的區別何在。它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一個新的階層在形成中，建構自我認同時無法避免的神經症性紊亂。

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沒有錯。一些人先富，總比大家一起窮更好。而且，在邏輯上，先富起來的人是可以帶動另外的人一起富的。

但是，中國社會顯然忽略了人的這種心理並從制度上加以規制：一旦一個人富了起來，嘗到了他比別人有錢的甜頭，在心理競爭中，他就不希望別人也一起富。

不僅如此，改革開放30年來，很多先富起來的人，實際上就是直接或間接地榨取窮人才讓自己富起來，並不斷地積累財富的，而為了經濟發展和自身利益，肉食者對此一直縱容。前段時間，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釋放了加強分配體制改革的信號，馬上就有政協委員站出來解讀，說這絕非劫富濟貧。他說的沒錯，期待“先富帶後富”極為天真。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遊說中國富人捐款，就嚇怕了很多人。而面對中國社會的“不安全感”，很多富人選擇的也是移民，而不是掏幾個子兒給窮人來買安全感。

這一事實已非常清楚：先富起來的人，想到的並不是幫著窮人一起富，而是要讓自己和窮人在身份上，在獲取資源和財富的機會上徹底區別開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30年乃是一個重新構造階層並不斷形成階層分野的運動。

窮人除了心理結構，在身份上或許沒有多大變化，但是，對於富人來說，則是一個從原先的階層把自己提升為“貴族階層”的過程。本質上，現在的“階層固化”、“階層排斥”，都是意在建構一個“上等人”和“下等人”相互對峙的階層結構和等級秩序。無論以何種手段獲取財富與權力（政治的、經濟的、知識上的），也無論是否有“原罪”，是否“犯罪”，富人階層都傾向於對自己的“上等人”身份進行建構和認同。

以中國富人的粗鄙，他們自己可能也明白，自己離“貴族”還十分的遙遠。30年過去了，現在仍然只是中國社會形成一個“貴族階層”的前夜。這個歷史時間段充滿並仍將充滿殘酷、荒謬、無序和歇斯底里。

建構和維持一個“上等人”和“下等人”的等級秩序，一個必要的手段就是維護既得利益秩序。權和錢是建構“上等人”身份的材料，為了讓自己的地位不遭受衝擊，就必須把窮人的出路封死。整個社會的“拼爹游戲”、“培訓富二代”、“隱形世襲”，以及稅收體系、政策層面的“劫貧濟富”，無不反映了這種特徵。

“窮一代”們可能已經絕望或說認命，但在一個到處充斥“成功學”的鼓噪，並且在經濟發展的宏大敍事中，在理論層面也允諾了很多人可以改變命運的時代，“80後”、“90後”的“窮二代”們越來越感到改變命運的受挫，則註定會讓一個社會出現大麻煩。面對漫山遍野的失意者，權力和資本階層一定會感到不安。但也恰恰因為如此，不安和焦慮會讓他們更為緊張地維護既得利益秩序，更少讓步。因為越是在這種情況下，讓步越會出現更多的危險。

對於很多人來說，“自我”是他者眼中“我是什麼”的一個認識。在心理上，一個人當然可以隨便把自己想像為什麼，比如想像自己是上帝，但這更多地只是一種神經症的症狀。對於一個“上等人”階層的身份建構和自我認同來說，沒有“他者”，而尤其是與其對立的階層的認同，“上等人”的建構是無濟於事的。

因此，權力-資本階層牢固地在社會中確立權和錢處於價值排序的高端位置，製造一種金錢的身份觀和價值觀至關重要。道理很簡單，只要確認金錢和權力在社會價值排序中處于高端，並且，它們被賦予了一種“成功”、“高貴”、“有價值”的光環，擁有權力和金錢的富人階層，他們屬於“上等人”，在合理性上就可以得到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