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人性潰敗的邏輯

導讀：
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
權力的神經症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接受，西安大學生開車撞人後還連殺八刀讓農婦死亡這一影響深遠的事件無異於宣告：中國已經進入一個人性殘忍的“冷血時代”。 它絕非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表明我們的制度和社會，出現了某種“神經症性紊亂”。

政治
健全的人性與制度的腐敗從來就不共戴天。

權力、社會結構、人性從來都共處於“社會”裡。
權力出了問題，聚斂財富並按親疏遠近分配資源，就會撕裂一個社會的道德和人與人的關係——而它們又把其效應“傳導”給人性，使人性出現大規模的敗壞。

2010年11月12日，山西兩警察夫婦被人殺死的消息被媒體披露。
死者王建勳是山西洪洞交警大隊隊長，擁有億萬身家，而且其有生有二女一子，全在美國留學。
事件引爆網絡，各地網友迅速“發來賀電”，數以萬計的評論一片“殺得好！”的叫好聲，而歹徒則被譽為除暴安良的當代俠士。
無數人質疑：警察開煤礦辦企業為何沒人管？
中國的計劃生育一直很嚴，為什麼這警察夫婦都是公務員，卻可以生三個子女，而且那麼多年都沒事？

初看之下，兩條生命的逝去——無論他們是既定體制和官場生態下享有特權的警察還是貧苦農民——引發一片歡呼，無疑讓人感到遺憾。 畢竟，人性之為人性，就在於一個人對於另一個人的痛苦保持著感同身受的能力，同類的逝去無論如何都會讓一個人從死亡中看到自己的命運。 但是，現實修改了人性的法則。 在當今中國，一個讓一部分人享受特權，而大多數人則只能遭受侵害的制度對人已經具有了“區隔”的功能。
制度把人割裂為相互敵視的人群，並切斷了人心的聯繫。
換言之，不受制約的權力製造了權力者和被權力支配者的階層分野和心理對峙。
假如一個警察享有特權，蔑視正義和公平而從來不覺得有什麼愧疚，人們對他就只有一個基於社會本能的反應，就是認為他該死。

雖然多年來，中國的腐敗一直被執政高層重點盯防，而且不諱言孳生腐敗的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和製約。
但在反腐高壓下，某些官員的權力仍然失控。
它放縱了自己不斷地積累和壟斷社會資源的先驗渴望。
在今天，它已牢固地形成一個在公共資源上的排斥性體制，“官二代”世襲運動正在上演。

2010年10月下旬，福建屏南縣財事局招聘，招聘條件為原屏南縣委書記、現寧德市副市長陳某之女量身打造。
這一模式顯得相當另類。
它預示了一種世襲運動中的狂飆突進，那就是，公務員職位已是權力者可以讓子女繼承的私有財產，對於“窮二代”來說，門是關的。
不僅如此，權力階層對於任何敢於阻撓世襲世運的人，還具有動用暴力機器進行打擊的能力。

2010年11月23日，一位因舉報“官二代”在公務員招考中“作弊”的圖書館員，在甘肅蘭州就被從寧夏來的警察“跨省抓捕”。

對於“社會”這場競逐機會和資源的遊戲來說，一旦權力做莊，由自己，或和資本、知識集團這些“盟友”制訂遊戲規則，那麼結果只有一個：贏家通吃，正義蕩然無存。

社會
權力的神經症性紊亂傳導到社會上，只能讓一個社會變得瘋狂。

2010年，“我爸是李剛！”成為經典名言。
“官二代”、“富二代”飆車撞人構成當代奇觀。
另外，“寧可坐在寶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車上笑”走紅。
有“專家”錦上添花，發表羞辱弱勢群體的言論，叫買不起房的人滾出北京。
推而廣之，在城市買不起房子的人也該滾出廣州、成都、武漢……

這些現象表明，權力和金錢在社會上已經牢固地確立起主宰性的意識形態。
窮人只能遭受羞辱。

更深層的一個意思是：儘管“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們的目標，但在某些人的心理上已經破產。
“先富”起來的人趕緊堵塞弱勢群體上向流動的通道都來不及，要他們去“帶動”窮人一起富，可能是一個笑話。
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曾經釋放過加強分配體制改革的信號，但馬上就有政協委員站出來解讀，說這絕非劫富濟貧。
他說的沒錯。巴菲特和比爾‧蓋茨曾來中國遊說富人捐款，但嚇怕了很多人。
他們寧願移民，趕快“跳船”，也不會掏幾個子兒給窮人。

貧富懸殊必然埋下衝突的種子。
但在具有很大風險的時候，衝突不會冒出社會的地表，而是會以“潛規則”盛行、社會洩憤、誠信缺失、瘋狂拜金等形式出現。
它們構成了替代性的發洩渠道。
一個可怕的例子是，在今天，幾乎每一個行業都有一個坑害消費者的“潛規則”。
三聚氰胺之類的不必說了，就是蔬菜、食用油、藥材、大米這類要吃到嘴巴的東西，都可能是有害的，是我們身體健康的殺手。
從事這些行業的人，難道下得起手嗎？
孤立地看是下不起手。
但問題在於，社會上這些“潛規則”不過是權力“潛規則”的後遺症。
它的啟動程序是：一旦權力無法提供正常的秩序，而且損害到正義，人們泯滅良知在心理上就有了一個理由。
他感覺到自己受到損害，於是尋找一個方便的目標進行報復。
這個目標，他放大為整個抽象的社會。
而大家都遭受損害，也都傾向於報復。
於是，相互損害，相互報復，每一個人在心理上一邊獲得了補償，一邊卻又難以遏制怨恨。

心理
人的心理事件不過是社會事件的心理層面。
不受制約的權力和瘋狂的社會，對於人的心理結構的影響是巨大的。
觀察一下社會心理就是，焦慮、怨恨、冷漠、恐懼、不安全感、不確定性瀰漫於中國社會。
失去正義和道德的看守後，人性的殘忍和暴虐，便隨時等待機會發洩。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有了撞人後又殺農婦的西安大學生藥家鑫的殘忍。
鏡頭回放。
2010年10月20日晚，西安大學城學府大道上，藥家鑫駕駛其克魯茲小轎車，將一26歲的女服務員、一位有小孩的農婦撞倒。
下車後他發現，女服務員正在抄他的車牌，於是摸出刀子，對其連捅八刀，將她殺死。
事後他這樣解釋，之所以殺死這位女服務員，是因為“怕撞到農村的人，特別難纏。”
藥家鑫事件之所以引發整個中國社會的震驚，不在於殺人這一事件，而在於，一個擁有一雙彈琴鋼的手、看上去斯文白淨的大學生，撞了人之後想到的居然不是救人，而是殺人，而且是連捅八刀，冷血和狼性之至。
而且，他殺人的動機，居然是怕“農村人難纏”，如此思維方式，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冷血殺手哪個國家都有，在中國，包括前幾年的馬加爵、邱興華都是這號人物。
但是，冷血殺手有一個特徵，那就是有某種程度的性格障礙和心理變態。
但是，藥家鑫在心理結構上並無明顯“病變”，因此，在原因上，更多地無法追溯到個人的心理和性格特徵。
他是以一個強者可以欺凌和蔑視弱者、人與人之間相互隔膜、沒有人性的聯繫也沒有正義的既存社會狀況作為自己的心理背景殺人的。
社會上的這一套滲入他的心理結構，已經屏蔽了他的人性，並控制了他的心靈，使他在撞到一條生命，看到對方抄自己的車牌時，想到的只是農村人難纏，沒有任何對生命的敬畏，只是要殺人。

反觀北歐福利國家，儘管也有殺人放火，但只是極少數人這樣幹。
而像藥家鑫如此冷血的，如果不是心理變態者，幾乎都找不到。
原因就在於，那不是一個強者欺凌弱者可以無所顧忌、人與人之間相互傾軋社會。
人性的潰敗更多的只是個人的心理原因、家庭原因，而不是社會原因，更不是制度原因！
一個殺人者在殺人時，不是以既定的政治社會狀況作為心理背景的。
有人認為藥家鑫如此狼性，凸顯了教育的失敗，沒有對生命的敬畏。
其實，只要一個社會如此瘋狂，人的心理被一個社會的暴虐操縱，任何教育都不堪一擊。

殺人是要突破心理障礙的，因為殺一個人，在人性的層面必須先把自己殺死。
但這對藥家鑫來說完全不成為一個問題，因為社會就是這樣影響他的。
人性已經被屏蔽，他殺人獲得了一個瘋狂社會的支持：假如認為“農村人”活該被歧視，那麼，認為他們“該死”在心理上就順理成章。
事實上，藥家鑫並不孤單，鄭民生、李啟銘都是他的同道。
而這些冷血者，和腐敗的官員、榨吸農民工的富人、飆車的“富二代”、蔑視窮人的“專家”、給奶粉加毒的廠商、販賣假藥的小販，都共享著同一種價值觀念。

換言之，藥家鑫如此殘忍地殺人，不過是以上人等言行的終極版本，是從某些基層權力的腐爛開始，到社會的大面積腐爛，再到很多人人心的腐爛這個鏈條的最後一環。
他是一個冷血時代最具衝擊力的象徵。

結語
一個充斥著殺氣的社會危機重重。
消除它的威脅，就必須返回源頭約束權力，並重構社會的利益秩序。
“十二五規劃”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注重公平”，“努力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這樣的戰略性舉措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制度和政策性方案。
但現在只是“宏觀”上的。
而在“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2011年，如何進一步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打造制度倫理，成為一個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