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字會的郵票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生活素質與永續發展。

第二次石油危機與第三次石油危機之間，1983年到1988年，蔣經國統治時期，我就讀秀朗國小。張培方校長六年教育之下，我獲益最多的是經濟學，全校老師與校長一起研究，如何在課堂上要求學生配合他們，讓有限的「生產物資」，透過「合理分配」，來滿足校長與老師的生存權利，基本目標是校長、老師與紅十字會董事長的充分就業，紅十字會的郵票價格穩定，即使那不能拿來寄信，價格也保證不會跌落。

「媽媽，給我一百元，老師要我買紅十字會的愛心郵票」，我說。

「上次不是才剛要過五百元嗎？」媽媽問。「那是捐錢給學校建游泳池，」我說。

「天啊！ 這是什麼學校啊！ 老是在跟我們要錢。」爸爸說。

「你一定要給啦！不然老師會罵人，說班上排名下降都是我害的」，我說。

「這個政府真是鴉鴉烏！整天只會要錢，上次不是才弄過甚麼涼亭嗎？」爸爸抱怨。

「你太小氣了，校長會把我的名字跟錢寫在成紅紙條，公佈在走廊上，那樣很丟臉，你知道嗎？」我說。

「你跟老師說，我們家有三姊妹，姐姐已經給過了」媽媽說。

「不行啦！我是班長，你不給，我就拿午餐的錢買郵票」我說。

「不行，你已經瘦成這樣，整天咳嗽，不吃飯怎麼行」媽媽說。

「好啦！給啦！給啦！算了，沒辦法」爸爸說。

「對了，老師說要準備冬令救濟的衣物，如果沒有那就捐錢……」我說。

那時一個波蘿麵包五元，一瓶味全牛奶十元，好吃一點的法國麵包十五元，好吃的午餐便當三十五元；東捐西捐，我保守估計一學期大約捐了八百元，那就是：一百六十個波羅麵包，或是八十瓶味全牛奶，或者五十三個法國麵包，或者二十份午餐便當。

六年，十二個學期，校長、學校老師與紅十字會從一個下層社會的小學生身上，搶走了兩千一百二十個波蘿麵包，或九百六十瓶味全牛奶，或六百三十六個法國麵包，或兩百四十份午餐便當。那時，秀朗國校的學生數字破金氏世界紀錄，達一萬人以上，校長與紅十字會一年賺了多少麵包？一百輩子也吃不完吧？那時全國有多少的學生，被政府逼迫一定要買不能寄信的郵票？

如果這些便當都歸我吃，那我就不會在國小五年級的時候，因營養不良急性肺炎，而進加護病房，也不會在國中、高中、大學、甚至出社會後，不會因為肺病復發而躺在床上。當然，我的母親也就不會因為營養不良罹患高血壓、乳癌、腎臟病死亡。可是，紅十字會從來都對台灣人民不聞不問，921大地震時，紅十字會到底做了多少事？有人因為貧窮而燒炭，紅十字會做了多少事？他們跟中台禪寺一樣，一毛不拔。

蔣經國統治時期，台灣是開發中國家，統治者為了漂亮的經濟成長數據，忽視兒童、勞工、婦女權益，破壞自然生態、汙染河川土地，結果只是讓特權階級富有，弱勢者的生活更貧困，並讓社會負擔極大的成本，那是一個非常不正義的政府。蔣經國選擇了貪財的校長與老師為共犯，綁架小學生來吐錢，蔣經國縱容紅十字會剝削貧民斂財，他也讓婦聯會從中小企業身上，抽走不當稅金超過兩千億元。我的二舅做聖誕燈泡，貢獻許多錢給婦聯會，最後他生意倒閉，同樣地婦聯會也對他不聞不問。

一個人博學多聞之後，面對困難時，可以思考的觀點變多，可以選擇處理的路變多，最後選擇一條最有利的方式解決問題，就叫「比較利益」。

我認為，全民一起討國民黨的「不義資產」，用這筆錢推動轉型正義，重新調查過去剝削平民的校長、督學、教師、紅十字會、婦聯會、特務、法官、檢察官，擴大教育投資，開放有心進取的人民都可讀大學、研究所，是最具「比較利益」的選擇。

今天，應該喝杯熱茶，聽穆梭斯基《荒山之夜》，看職業摔跤王者小橋健太如何擊垮貝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