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聯考狀元，如今安在？

他們是聯考狀元。

當年，他們都有最好的成績、最深的自信，也承受最高的期望和最大的壓力。

後來，他們各自面對人生的另一張試卷。

狀元的光環，終究得留在那一年夏季……

聯考狀元竟會反過頭來質疑她所勝出的制度？

馮賢賢：青春浪費在考完就忘的事……

六月，公視推出探討中學能力分班的紀錄片「魔鏡」，赤裸裸揭露那些違規校長、教育官員的真面目，震動人心。

觀眾對這支片子的製作人——馮賢賢——報以熱烈掌聲。

但是被揭發的校方、家長會，卻以高分貝召開記者會強烈抗議。

身處暴風圈的馮賢賢，是民國六十三年大學聯考乙組的狀元。

她為何如此？「我是台灣教育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我也是受害者啊！」

今年四十八歲的資深媒體人馮賢賢記得，國一開始能力分班後，她最崇拜的同學——那些體育、繪畫好的朋友，被編進了放牛班，在校園裡見了她眼神閃爍，看人都不敢抬頭。

「為什麼會考試才是好學生？為什麼他們的才能不被肯定？」馮賢賢很難過，那些同學從此變得沈默少言，在學校像是次等公民。

考大學的時候，就讀北一女的馮賢賢知道以自己的實力，一定可以考取台大，但成為榜首，卻是偶然。

當時數學科第一次以電腦閱卷，只有選擇題。

題目發下來之後，她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發現每一題都不會，就把答案倒過來代進公式，沒想到答對一半。

她的聰明讓她在這場關鍵性的競賽中勝出。

「那一屆社會組的數學很難，很多人零分，光是數學一科，我就比大多數人多了幾十分。」

聰明與驕傲，往往是一線間，過去她很自傲，認為這世界上沒有她不能的事。

但是等她從台大外文系畢業，到國外念書後，才嘗到大學時代沒下工夫讀書的苦頭。

她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比較文學，研究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是一套哲學思想，必須對十九、二十世紀的當代名著有深刻瞭解，對各種文學、哲學理論也非常嫻熟。

雖然她的英文不比美國同學差，但是理論基礎薄弱。

那時她才發現學術是那麼博大精深，遺憾一生中學習力最旺盛的青春歲月，都浪費在一些考完就全部忘光的東西上，沒有真的被啟發。

聰明的她雖然兩年半就通過博士資格考，「但我滿心虛的，知道我其實沒有學好。」

後來她放棄學術，走上新聞實務。

一直在美國發展的馮賢賢，民國八十一年看到解嚴後的台灣往進步的方向走，她感受到種種的可能性，就決定舉家返台。

回台後，她花兩年時間推動公視法通過，為公視開出晚間新聞、推動客家電視台誕生。

現在又花了一年的時間，製作教改紀錄片。

她形容自己在「撈本」——過去那麼多的青春歲月被壓制，如今有了自由，要好好運用。

「大概是人生的前半生都在做不好玩的事吧，現在我沒什麼目標，只想做好玩的事。」

是因為沒有經濟後顧之憂？「我是單親，要養三個小孩。」

馮賢賢彎起了嘴角，用微笑化解別人的錯愕：「錢不能驅動我。

名位、待遇，這些別人能給你，也能拿得走。

但是創造這些事情對我來說很值得，這些成就感誰拿得走？」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民國六十一年丁組狀元，現任太平洋ＳＯＧＯ百貨公司董事長鍾琴的身上。

鍾琴：如果給我更多待人處事指點……

鍾琴的聰明，同樣反映在她對於課業駕輕就熟。

小學四年級時，她生病住院，一個禮拜後回學校上課，參加隨堂考，她拿了一百分。

老師忍不住訓誡大家：「鍾琴不用上課都可以考一百，你們怎麼天天來學校還考成這樣？」鍾琴說，她有一些小聰明，記憶力好，可以很精準的判斷考題。

初中曾經因為父歿母病，沒有長輩看管而整天打球的鍾琴，憑著聰明考上了北一女。

大學聯考前三個月，她決定好好拚一拚。

沒想到這一拚，就成為丁組榜首。

鍾琴的第一志願符合她一貫叛逆的作風——不填外文，也不選國貿，而是台大經濟系。

她大學讀得很輕鬆，經濟學拿了九十九分；出國到康乃爾大學念經濟研究所，修了一門勞工經濟學，老師也打了Ａ＋＋，「因為我給他的答案，比他想的還好。」

靠聰明應付考試的鍾琴和馮賢賢，都是念到博士階段，才發現自己對學術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而只成為「博士候選人」。

鍾琴回台灣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大陸經濟組工作，由於直言敢講，受到行政院長唐飛賞識，出任新聞局長。

官場走一遭，後來因為「發言不當」，被迫轉任政務委員。

「如果父親還在，在待人處事上，會給我更多指點。」

從小不受規範的鍾琴，對自己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不滿意；在大學擔任哲學系主任的先生戴華也認為，她比較適合單純的學術機構。

人際關係能力，顯然並不是只有聰明就能駕馭。

然而，鍾琴並不安於只待在學術圈。

因此，當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邀她出任太百董事長時，儘管她明白名位取予由人，更有人等著看好戲，認為這位「官派」董事長幹不久，在考慮十天後，她還是決定「緊緊抓住機會」。


李弘祺：如果能堅持我的觀點……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弘祺是另一位當年聯考狀元。

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是去年才成立的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現在仍有半年留在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李弘祺，半年回台。

民國五十三年聯考乙組狀元李弘祺，原本是台南一中的高材生，因為成績好被保送成大電機系。

當時同班同學曾繁城，後來成為台積電上海公司董事長。

然而進了成大的李弘祺，卻變得落寞寡歡。

他發現自己對理工的課程沒有什麼興趣，孤伶伶的他，常常自己拿起喜愛的歷史書籍閱讀。

當時他讀了李敖的文化論戰，確定歷史才是他的最愛，煎熬了兩年，決心拋下世俗價值觀，重考大學，「可能是作文分數占了便宜，所以我成為那年乙組榜首。」李弘祺回憶。

後來，他繼續到耶魯大學深造。

他記得，在美國選了一門十九世紀歐洲思想史的課，一天教授在指派文章給學生研究時，看了他一眼，說，「唉！你什麼都不懂，不知道要給你什麼題目。」

因為英文能力有限的李弘祺，常常坐在下面聽得一知半解，從不發問，也沒法參與討論，所以老師不知道要分派他什麼題目。

那天下課回家後，他在床上躺了一個多鐘頭，感到肚子在那裡翻騰，「真的是 butterfly stomach，第一次覺得肚子裡有一隻蝴蝶在亂飛。」

他的丹麥籍室友得知此事，建議他：「如果我是你，我會向老師解釋，我不是什麼都不懂，而是語言表達還有障礙。」

他立刻就寫了一封信給老師。

下次上課時，老師向他致歉，後來這門課李弘祺得到Honor（前四分之一的成績）；拿到博士學位那年，他又得到全美國每年只有二十五名的Whiting Fellowship學術獎。

黃宗慧：如果我的社交能力強一點……

也在學術圈的台大外文系副教授、中外文學雜誌總編輯黃宗慧，則是從考上台大後就沒有離開這個校園。

表面上看來，她的學術生涯似乎一路順遂。

其實，就像研究室門口掛著鯉魚鰭布幔擋住了過路人的視線，她的內心歷經，外人無從得知。

黃宗慧從小就是標準好學生，她曾以第一名自大理女中畢業，考上北一女，民國七十五年大學聯考又拿下北一女甲組榜首，進入台大資訊系。

上了大一，開始要修工程數學等專業科目。

黃宗慧發現這些課並不有趣，寫起電腦程式，更是輸給從高中時代就玩電腦的男同學。

去向他們請教，卻換來一頓糗，「唉呀！怎麼女狀元連這個都不會！」

一直是第一名的她，無法再維持第一名，非常沮喪。

高二的惡夢，再度出現。

「我很清楚自己一直順從社會的價值標準，高二我就想從丙組轉文組，後來轉甲組，是一種折衷；其實就算讀甲組，我也應該選擇理科的，但是我不甘心，總認為要考上好聽的科系，進去再說。」

平時很少跟人說話的黃宗慧，卻在這天下午無比誠實的剖析自己。

資訊繫念了一年半，她的自我懷疑越來越強烈。

偏巧她又出了水痘，課落掉不少，好強的她急著回校上課，但到了學校，又支撐不住，只好借同學的寢室休息。

結果病沒養好，課也沒補起來，她墜入惡性循環中。

這時，醫生建議她先休學，她在極度打擊下，暫時離開台大。

大學休學一個學期，黃宗慧又回到學校。

她很明白自己無法對抗「不是第一」的壓力，下定決心轉系。

她開始旁聽外文系和中文系的課，發現文學作品可以那樣看待人生，令她很感動。

順利通過轉系考，進入台大外文系，她又連續三年拿書卷獎第一名，並一路念研究所，直到取得博士學位，在外文系教書至今。

問她有沒有後悔退出台灣這一波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浪潮，失去成為「電子新貴」的機會？

「我承認自己愛比較的心態還是偶爾會出現，」黃宗慧說，「台灣給予這兩種人才的回饋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對於在外文系的發展，她卻表示「很知足了」。

一直喜歡數理的她，研究所念到文化理論、精神分析時，發現文學也可以有理論層次的探討，非常迷人，美國文學理論大師拉岡甚至以各種數學圖式來理解心理結構，讓她產生莫大的興趣，好像彌補了她某種「鄉愁」。

她確定這就是她要的研究方向。

儘管在外文系不是主流，她的博士論文，以及日後在台大開的課，都集中在精神分析領域。

轉到外文系之後，黃宗慧才回想起來，自己在國小六年曾經三度拿到全國作文比賽第一名，但是社會價值認為數理好才是優秀，因此，她長期壓抑自己在文科方面的發展。

「現在能做自己擅長又喜愛的事，真的很愉快。」

和黃宗慧一樣，李弘祺也常要面對「過去的同學在財富上都很有成就」的壓力。

他曾在美國主辦一場學術研討會，總共需要一萬五千美元。

他向成大電機系的老同學募款，結果曾繁城私人捐款就超過預算的一半。

決定走史學路線時，就已註定他這輩子無法像昔日電機系同窗這般富裕，這點他倒是了然，但堅持走史學研究後的極致成就，是否得到了？

當被問到「此生最大的遺憾」時，李弘祺先是笑著回答「中研院院士落選」，繼而認真的表示，「在學術上，我接受太過複雜的觀點，沒有堅持一套強而有力的理論，成一家之言。這是我最遺憾的地方。」

這顯然是比成為聯考狀元還要困難許多的道路。

黃宗慧自覺的不足，卻不在學術範疇以內，而是「沒有培養出適於在社會生存的社交能力」！大學時曾要分組做研究，「我發現自己不會跟人合作，老覺得別人動作太慢。」

念研究所時，她開始擔任中外文學的執行編輯，每次向老師催稿，她都「義正詞嚴」。

「後來有人對我那樣說話，我也很錯愕，好像看到一面鏡子，才發現過去我說話多麼不經修飾，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由於害怕說錯話，她就盡量少說話，結果有人說她冷漠、驕傲。

為了化解別人的誤解，她只好勉強自己去參加一些活動。

有一次，在餐會結束時，為了自己的寡言少語，她心懷歉意地向坐在隔壁的人說：「你坐在我旁邊真是不幸！」對方滿臉不解，她才發現：「我又說錯話了！」

黃宗慧明白，在任何地方，當有好的機會，大家實力又差不多時，最後的勝出「決於你的人緣」。

「你看，我還是爭強好勝，連當老師都希望得第一，」

黃宗慧對自己搖頭：她孜孜矻矻證明自己有研究能力、是個好老師，其實仍是「社會價值建構出來的」。

薛瑞元：如果能早點瞭解她的病……

與李弘祺、黃宗慧、馮賢賢、鍾琴相較，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薛瑞元的聯考狀元頭銜，遲來了十多年。

他是三十八歲重考聯考。

原本，薛瑞元在嘉義老家，開設婦產科診所。

小鎮醫生的生活過久了以後，一成不變的日子讓他感覺滯悶。

那時，勞保放寬加入資格，民眾漸漸改到規模大的區域醫院看病，小型外科診所的業務受到影響。

當時，他就思索未來的前途。

民國八十二年，一名病人把他告上法庭，因為體內發現一塊沒有取出的紗布。

他請了律師抗告，但是因為提不出「這塊紗布不是我留下」的證據，一審敗訴。

他很震驚，「司法官為什麼跟我的邏輯差那麼多？律師和醫師的頭腦有那麼大的不同嗎？」他不服氣，便鬥智昂揚地準備二審上訴。

記得那天，他在庭上陳述醫療過程，回家時，陪著出庭的薛太太突然對他說，「你可以去當律師！」她說，她看薛瑞元的邏輯表達、臨場說理，很有這方面的天分，因而鼓勵他轉行。

第二天，薛太太果真去書局買回一本考古題。

薛瑞元在完全沒有準備下試做，算算分數，可以考上文化法律系，讓他產生信心。

後來他乾脆暫停看診，專心衝刺。

放榜時，薛瑞元因當兵退伍加分百分之十，總分衝到五百八十餘分（滿分六百分），不但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法律系，而且成為狀元。

大學畢業，薛瑞元順利考上律師執照，但是以他外科體系醫師的訓練，對於「超級沒效率」的法庭生涯還是興趣缺缺。

他又繼續念研究所，兩年前才在因緣際會下，被網羅到衛生署醫政處。

本來以為薛瑞元放棄醫師，轉入法律，走上醫政，是經過精心規畫的生涯，誰知他連連否認，「人生有那麼好規畫就好了！大家都走得跌跌撞撞，連最安穩的工作（醫師）都不再安穩了！」他說，他是閉著眼睛，摸到這一塊，就去把他做好。

「我滿老莊的，盡人事、聽天命，等到醫政這一塊也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就會離開。」

醫政不是最能結合他的所長嗎？難道他沒有想在這裡發揮的理想？

本來在訪談過程一直玩笑不斷，真假莫辨的薛瑞元，在停頓片刻後，突然換了一種語氣，「其實我生命中最大的挫敗不是官司敗訴，不是兼差養家還剩最後一學期，卻被開業的老同學告知你不用來了。」

空氣中浮動著等待。

他終於說：「我生命中最諷刺的事，是我媽在我念醫學院的時候，得到紅斑性狼瘡，我根本還來不及瞭解她的病，她就腎衰竭去世了。」

「她為什麼不去洗腎？因為我念醫學費很貴，她付不起！」他不自覺中握緊拳頭：「所以有一件事我絕不原諒，任何人想去破壞健保，都是一個罪人，沒良心！我說重話。」

剎那之間，一切都了然了——薛瑞元母親死於沒有錢洗腎，他在為健保奮戰。

黃宗慧九歲那年失去了父親，同學跟她吵架時，脫口而出：「你有什麼了不起，你爸爸都死了！」從此，她用第一武裝自己。

馮賢賢過去不敢，也無暇一顧放牛班的同學，現在她要探討教改問題，為那些人找回人性的尊嚴。

鍾琴又何嘗不是父親去世後寄人籬下，每次無能為力的看著夏天的雷雨在家裡鬧水災，而在內心埋下一股自己也不明白的力量？

馮賢賢說：「人活著很辛苦，一生會遇到各種挫折，你怎麼回報自己呢？做這些事，讓我覺得自己沒有白活。」

最好的成績已成往事，最深的自信打破又再建立，他們，從最高的期望和最大的壓力下走出，在尋常人生，找尋自己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