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估的哲學和精神現象學！

近年來，我的知識興趣已轉向到了領導學，我一直試著想從領導學上，找到台灣的領導危機的關鍵。因此前一陣子，我曾在「不領導」、「亂領導」、「爛領導」這些近年來領導學的概念，來解釋台灣被搞得亂七八糟的原因。但我也知道，這種解釋只屬現象面，還沒有被拉到哲學面和精神面，因此這種解釋仍不全面。

 

但五月廿日發生了馬總統的「度估」（台語打瞌睡之意）風波，終於使我的解釋有了新的理論架構：

 

（一）近代的管理學在一九六○年代曾有過所謂的「彼得原理」，該原理是在說，人在一個體制裡常常會時來運轉的被提到一個超過他能力所能負擔的位子上。當位子超過了能力，最直接的反應，就是他的位子有關的事由於超過了他的能力，他都不懂、沒有興趣，覺得倦怠無聊，當然也不會有感。

 

位子超過能力 人就會倦怠無感

 

（二）當代美國傑出新聞從業員、「時代」雜誌專欄作者喬．克萊恩（Joe Klein）在他所著的《從羅伯甘迺迪到布希：為何政府愈來愈沒有勇氣，只想戀棧權位而不會替國家做對的事情》一書中以卡特為例所發表之議論。卡特的才具最大只能做南方一個小農業州的州長，但時來運轉，他成了總統，他什麼都不懂、什麼也不會，也沒有興趣，他只有快樂的冷漠無知，談正經事他不專注，他的親信也同樣的無知。因而喬．克萊恩遂談到，十六世紀的政治思想家馬基維利認為：「政府最大的罪惡乃是怠惰」，卡特乃是戰後美國最爛的總統，即是因為他的無知使他犯了「怠惰」（Indolence）之罪。

 

（三）由馬總統的「度估」風波，我突然想到馬的領導危機有了一個新的哲學和精神現象學的切入點，那就是當代最新興的「無聊」、「倦怠」的哲學研究。

 

為了應付無能 打瞌睡逃避戰場

 

近代有許多人文學家已注意到，人類有一種既是病、但也不是病的精神行為，那就是「無聊」、「倦怠」（Boredom）。當一個人找不到人生努力的方向，這時候，他就會凡事打不起精神，覺得精神疲憊不堪，這時候他就動輒想打瞌睡，打瞌睡成了他應付無能的逃避戰場。只有在打瞌睡中，才會覺得安慰。因此，「疲憊」、「無聊」、「煩悶」，乃是一種極為嚴重的心理症候。一個人如果焦慮、痛苦，那其實還是好的，因為這種心理狀態顯示出他有某種東西想要克服，俾使他不至於焦慮和痛苦；但「疲倦」、「無聊」則不然，「疲倦」、「無聊」沒有針對的目標，它只是事事不關心、無興趣所造成的倦怠，這種倦怠投向他自身，乃是自戀最極端的形式。他事事不關心，當事事迎面而來，他則用渾渾噩噩的煩厭倦怠以對，煩厭無聊的打瞌睡，即可以一盹解千愁。因此前代大哲學家黑格爾認為，倦怠而造成的打瞌睡，是一種精神上的虛空，它由無為到無感，不留任何正面的痕跡，打瞌睡乃是一種最原始的無知快樂。近代現象學大師海德格也說過，無聊煩厭的人，通常都會一直看手錶，這種行為動作所顯示的意義就是對這種人，時間已無任何正面的挑戰意義，他只在意時間的快快過去，而打瞌睡就是讓時間快快過去的方法。

 

因此，打瞌睡這種行為在精神現象學上是有深意的，它指一個人的精神麻痺，凡事冷漠無感、無所用心，只是昏昏沉沉過日子的精神狀態，甚至反映了打瞌睡的人的人生態度。十九世紀的存在主義神學家齊克果認為，一個人必須努力的探求人生的意義，當人生有目標有方向有意義，他就不會煩厭的打瞌睡，只有人生失去努力目標的人，才會有煩厭打瞌睡的空間。因此他認為「煩悶打瞌睡」（Slumber, Lethargy）這種精神現象，乃是一種極為嚴重的大罪。由於這種人對事事不關心，昏昏沉沉過日子，他其實已是在用他的無知無感不作為，替自己和別人更壞的結果做著準備！

 

無知無感不作為 治國亂七八糟

 

馬的喜歡打瞌睡是很有名的，以前的人多半用「他累了」這種鄉願的態度，讓這個問題唬弄而過，並沒有從哲學和精神現象學的層次，去深入探討。人們不知道，政治領導人這種級數的人物，他們在大庭廣眾下打瞌睡，和小孩子玩到很晚，以及小老百姓睡眠不足，第二天常打瞌睡，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政治重要人物的打瞌睡乃是有其哲學和精神現象學意涵的。馬的精神恍惚動輒打瞌睡，所顯示的乃是他的職位超過了他的能力所造成的昏昏沉沉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乃是台灣治理狀態亂七八糟的淵藪。當年卡特地位大過能力，他對許多問題都不懂無知，卡特開會時的恍神相當有名。他們兩人真是活寶一雙。

 

世界最大悲哀 是好人成了昏君

 

自古以來，昏君與暴君乃是不同的類型。昏君是地位大過能力，因為無知無感而昏昏沉沉、渾渾噩噩過日子。從古到今，昏君多半是許多人認為的好人。坦白說，晉惠帝就是個很好的好人，老百姓沒飯吃，他會想到沒飯吃，何不食肉糜？這是好人心腸，好人成了昏君。馬也是個好人，學生吃一個便當不飽，他會說為什麼不吃兩個呢？這也是好人心腸。就像卡特，也沒有人懷疑他不是好人。這個世界最大的悲哀，乃是好人成了昏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