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沒有知識份子的民主危機

陳水扁的「向人民報告」以及馬英九的電視談話皆已上陣交鋒，但無論觀眾如何詮釋陳水扁適任的正當性，甚至對台灣民主的未來預言，卻有一件事不容忽略：此即台灣的知識界早已成了這個民主界定過程的化外之民。

相較於藍綠死忠群眾的卯力拔河，台灣的知識界卻選擇了缺席，即便是論述性的投入也空空如也。這不但奇怪，更令人感傷，台灣過去反威權統治的民主化奮鬥，知識界雖然談不上立下彪炳戰功，至少也有助攻，1980年代中晚期，南方、當代、中國論壇等知名刊物都曾經扮演了「另類知識」的窗口角色，市民社會、葛蘭西研究、新馬克思主義、後現代理論……，無論這些理論是否值得擁護與實踐，但至少都曾經為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學生，提供了一個不同於威權秩序或後解嚴時代出路的知識參照點。這些刊物，雖然仍是由知識菁英所掌握的論述園地，但卻有一定程度的公共對話性；至於那些理論與概念，雖然艱澀難解，但起碼激勵了人們閱讀、甚至討論的熱情，就算不求甚解，至少也讓某些讀者能夠自我肯定：自己是願意在社會變遷的軌道上努力，並成為其中一員。

許多人恐怕沒注意到，正當台灣的民主化看似風華之際，知識界卻在同一時間迅速凋萎。我們無須為台灣知識界的邊緣化致哀，因為現在的知識界是過得比1980年代更好，而非更差。過去十幾年知識活力的凋萎，相當大程度肇因於整個知識界已經學術體制化的結果。平行於高等教育的改革，知識中人十之八九成為學術體制一員，其結果則是個人愈來愈專業化與碎裂化，搞什麼研究領域就像是自己的認證利基一樣，因為這攸關了謀職、升等以及發表論文的對口刊物。自然而然地，學會參與、年會活動、同儕相互承認遂成知識界的優先要事，而非針對民之所苦、所惑進行公共議題的開發與辯論。同樣地，所謂的優秀學者也只是井裡同仁的相互取暖，既與一般人無關，黎民百姓也沒興趣知道。

不管是藍是綠，我們或許得承認，台灣知識份子的「最後一人」恐怕是李遠哲，因為他在兩千年的登高一呼確實產生了選票移動效應。然而事後證明，李遠哲也親手終結了民眾與知識界似乎仍有最後一絲聯繫的幻想。台灣的學術界已成一個異化體制，而這恐怕是在倒扁與保扁風波之外的另一嚴肅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