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出發，才是真幸福�李雪莉

在緊鄰著喜瑪拉雅山的不丹王國裡，這兒沒有麥當勞、沒有自動提款機、沒有紅綠燈，看來有些原始落後。而不丹的經濟水平與海地、孟加拉相近，在聯合國發展計劃中，它的全球經濟排名僅佔第一三○名，但連續幾年，它卻被歐美人士視為旅遊天堂、人間仙境。

雖然不丹人的生活不便利，但卻鎮日開心過活；站在這塊純樸的土地上，歐美人士不禁反過來思考：為什麼歐洲、北美的國民生產毛額（ＧＤＰ）翻了好幾翻，人民卻沒有更快樂？

這個答案無法簡化回答；但很多人會點頭同意，一味追求經濟的成長，已反噬社會環境與人民生活。

不丹人為什麼快樂？

早在一九五九年開始，不丹人就試著以特殊方法衡量國家競爭力。當已開發國家持續以ＧＤＰ計算國力，不丹人談的卻是「國民快樂（ＧＮＨ，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人民不是不在乎收入，或政府建了幾條道路或水庫，但他們更看重在物質外的精神與心靈需求。

不丹的例子，對已開發國家不啻為一個警訊。

心理學家馬斯洛早在六十年前就提及，人類的需求有其不同層次：當人們達到生理溫飽的階層後，緊接著是追求安全、歸屬、自尊與自我實現。

新型態的城市競爭

新型態的國家及城市競爭，正從物質進入追求安全、自尊、幸福的階段。

包括英國、澳洲都開始創造ＧＤＰ以外的新指標來衡量國力。英國的「國內進步指標」（ＭＤＰ，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在經濟發展外，納入環境與社會成本，提醒自己經濟成長伴隨的副作用。

不只是國家轉變競爭力指標，在城市競爭即是國家競爭的前提下，新的評價指標也深入了城市評比。

澳洲自公元二○○○年開始，陸續對一級城市做評比；評比指標包括社群的聯帶、安全感、自然環境等；而去年底最新一次的調查結果中，柏斯和塔斯馬尼亞島首府霍巴特排名落後，被視為澳洲較不快樂的城市。

就連經濟快速成長的中國大陸，也意識到城市評比的重要。

華裔教授、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終身教授奚愷元，目前正在撰寫「幸福學」（Hedonomics）的文章，他的研究主要證明：增加財富不等同增加幸福，政府的存在應該是使人民的幸福極大化。

今年四月，奚愷元與大陸媒體合作，為大陸六個城市居民進行幸福感調查，意外發現杭州居民是六城市中最幸福的人民，幸福感超越平均每人收入最高的上海，也超過北京、武漢。

這份研究顯示，在同個城市裡，富人較窮人幸福，但富有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卻不因此更高。他表示，幸福感是一種主觀、透過比較而得出的感覺；愈富有的人因為想獲得更多，喜歡跟同儕相較，反而不易得到快樂。

政府的作為外，人民能怎麼做，讓自己主觀的幸福感受增強，找到生存意義與尊嚴？

美國與英國幾個大城的一些居民已發現，過去把注意力放在工作、賺錢，以至沒時間留給自己與他人，造成人際疏離的生活方式，並沒有讓他們更快樂。

美國芝加哥、英國倫敦等城市在這幾年，開始意識到，幫助別人、為人付出得到的回饋與尊重，讓他們覺得被需要，而有存在感。

以美國華盛頓特區等幾個大城興起的「時間幣」（Time Dollar）組織，以及日本的「照護門票」（tickets for caring relationship）系統，正是城市居民渴望認同、尊嚴下的產物。

「時間幣」是以時間為基礎的貨幣。指的是一個人一小時的付出（也許是幫需要的人採買，幫陌生人以電話解決稅務上的問題），未來都可以在東京、倫敦等實施「時間幣」的城市，兌換各式服務。相較於經濟交換帶來人群的疏離，「時間幣」是相信只要對人付出時間，就能建立人與人的信任，鞏固社群感，減少衝突。

其實「時間幣」概念興起於一九八○年代的美國，而後擴至全球；全世界有超過一千個以上的「時間銀行」（Time banks）組織。每個組織將時間借貸紀錄放置電腦中，每月提供收支平衡表，記錄人們的善行。

在倫敦東南部洛西格林區（Rushey Green）的時間銀行，醫師理查．賓是參與者之一。他表示，以往醫師對於憂鬱患者的治療方式是給予抗憂鬱劑，但他卻透過時間銀行找到新方法；他說，「你花時間陪伴患者，把他們當朋友，偶爾帶個披薩跟他們聊天，幫他們解決生活問題，他們臉上開始堆起笑容。」

「倫敦時間銀行」在一年半間，成長到二十七家，參與者從老到少、從富到貧皆有，八百七十人貢獻了一萬四千個小時。

時間銀行的興起，在某個程度上是對資本主義生活的反省——不再仰賴物質解決一切，人們的需求回歸原始的信賴與情感的交換。

或許，歷史曾告訴人們，經濟成長是快樂最重要的來源。但歷史的向度也經常告誡人們，得謙虛接受歷史演變中可能造成的偏差。一味追求經濟成長是種偏執，國家、城市、任何區域的住民都要用新觀念來修正迷思。

新世紀的城市競爭，請納入「幸福」座標，用幸福之鑰開啟城市富足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