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法治社會還是亂世用重典？

從重判扁談亂世用重典 （林濁水）
2010年11月18日蘋果日報

扁兩案19年定讞，後頭還幾個大案等著，他很可能要在牢中過完他的後半生，晚景真淒涼。但根據《蘋果》民調，認為判得太重的才19.83％，剛好的也有18.99％，而認為太輕的居然有34％！數字表達了民眾對扁猛烈的憤怒，但也充分表達了華人傳統的兩個價值觀：亂世用重典，和專制傳統留下來對官員的強烈不信任。

台、南韓、中國貪污罪刑都很重，扁兩案19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收賄案才判4年，兩者差距巨大。民主國家貪污罪定的刑，都遠比台灣輕。中國常判死刑，台灣可判無期徒刑，但不違背職務受賄罪德國最高才3年、日本5年或7年。違背職務受賄罪德5年、日本15年、英國14年。連不重視人權的新加坡也才7年，不民主香港10年。但這些國家都遠比台灣清廉。

國際透明組織的評比，清廉度以10分為滿分，台灣5.8、韓5.4都不及格，中國更只有3.5；相反的新加坡卻有9.3、香港8.4、日本7.8。從韓中台一組和日港星另一組的對比，我們看到受到西方影響愈深，刑度也隨著合理的反而愈清廉。於是看來很諷刺：官場清廉簡直和重典成反比。

可見建立健全法制和民主才是遏阻貪腐的利器而不是重刑。

重刑是華人傳統。

朱元璋皇帝可以一件案件就殺幾萬人，簡直恐怖到極點。

明代皇帝奉行朱元璋的法典， 但明中葉後重刑成權鬥工具，反造就吏治最黑暗的時代。朱元璋在中國立下貪污極刑的典範，影響深遠。

貪污橫行的目前中國，朱元璋是史學界被研究最多的皇帝。在中國只要處貪污極刑常沒有人計較什麼罪刑法定，審判程序正義，不能刑求……，甚至假反貪之名行政治整肅之實等等。

如今薄熙來治重慶就是以這樣雷厲風行而受民粹擁護，博得盛名。台灣雖不特別重視朱元璋，但非常湊巧地，現行法制竟然如同朱元璋體制的翻版。朱元璋親自訂定《大明律》。這法律以體例結構進步著稱，但在把大臣當家奴的觀念下（他甚至首創廷杖──在朝廷當廷捉大臣杖打）對貪污罪比從前大大加重，但他還不滿足，另外頒了《大詔》，當做治官員的特別法。雙法並行。台灣也一模一樣。

苛法反成治貪漏洞

《中華民國刑法》中本已有對貪污的處刑規定，但為抗戰需公布「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戰後修定成「動員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可見這法本是戰爭、戡亂時期用的，民主化後，本應廢止回歸常態的《刑法》，不料只拿掉動員戡亂幾個字便繼續用。終於成朱元璋體制。
 
由於法太嚴，又有戰時便宜行事風格，本身很不嚴謹又和《刑法》糾纏不清，更和現代罪刑法定原則或人權原則格格不入，於是遇貪不是檢察官偵辦不下去，就是法官判不下，貪污罪起訴後判刑比率竟低到1/5。不嚴謹的苛法反造成了治貪的漏洞。
 
社會現代化後貪污罪成智慧型犯罪，除非過程中被監聽，否則幾乎找不到對價證據。再加上，不能否定選舉獻金的現實，還有政務官、事務官分途後，舊的貪污罪若要涵蓋全面公職，常有困難，於是各國都出現「辦小吏，不辦大官」的情形。
 
因應這局面，便發展出專以民選公職、政務官為主要對象的《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財產來源不明罪等法律。不幸台灣這些法律制定時一再受干擾常阻攔，未能完善。

重刑不只已證明效果不彰，對社會強大的羶色腥效應更會造成，只要案子發生政治上的炒作和對立便沒完沒了的後果。所以現代化的肅貪應從這方向進行，不該仰賴朱元璋遺產。重刑固更能滿足社會洩恨情緒，但立法目的應不在此，而在理性的有效防貪。
 
作者為民進黨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