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民主耗損台灣治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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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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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08 中國時報
【朱雲漢】
台灣很多政治人物在提到香港時,總是流露出一種優越感。在他們眼中「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在政治發展上完全不能跟台灣相提並論。但是這種優越感只是基於台灣在民主化指標上的領先。如果從寬廣的公共治理角度來做比較,其實台灣在很多重要指標上都不如香港。
世界銀行在過去十多年大力推廣「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的概念。世銀的專家總結過去半個世紀的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經驗,認為影響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治理品質的好壞。世銀也為推廣這個政策理念,投下大量的人力與經費發展測量治理品質的指標,以及進行各國治理品質的定期評估。世銀專家最後歸納為六個基本指標,分別是公民表達及問責、政治穩定、政府效能、監管品質、法治、反貪汙。其中只有第一個指標直接與民主化程度畫上等號。
根據世銀去年六月分公布的一九九六_二○○八全球治理指標,在六個指標中,二○○八年台灣只有在「公民表達及問責」方面明顯領先香港。台灣在全球的百分位排名為六八.八,也就是說台灣在公民的參與、表達及民主監督上優於全球六八.八%的國家與地區,但全世界二一二個接受評比的國家與地區中,仍有近三一%的國家領先台灣。香港在二○○八年的百分位排名是六○.六,雖然落後於台灣,但兩地的差距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大。
在其他五個指標上,香港的排名都大幅領先台灣。在政治穩定方面、台灣是七一.一,香港是八六.八。在政府效能指標上,台灣是七九.一,香港是九五.三。在監管品質上,台灣是八一.六,香港是滿分一○○,也就是在全球居首位。在法治指標上台灣是七三.七,香港是九○.九;在反貪汙方面台灣是七二.九,香港是九四.二。在這五項指標上香港領先台灣的幅度都很可觀,而且都遠大於台灣在「公民表達及問責」項目的領先距離。令人感嘆的是,台灣雖然建立了各種保障公民發聲、參與及民主監督的機制,但是人民並沒有因此而享受「良好治理」的果實。
比較兩地的變化趨勢更令人憂心。世界銀行的指標從一九九六年開始建立,這年正好也是台灣與香港兩地政治發展重要分水嶺。一九九六年台灣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象徵著台灣完成民主轉型;這年也是英國殖民統治的最後一年,香港回歸中國的前夕。從一九九六年到二○○八年,台灣在六項指標中,有四項明顯退步,有一項(監管品質)原地踏步,只有「公民表達與問責」有小幅的進步。而香港在這段時間,在每一項指標上都有明顯的排名提升,尤其在「政治穩定」與「政府效能」兩項指標上,從落後於台灣變成超前。
為何在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反而侵蝕了治理品質?因為民主體制運作的所有重要環節、包括政黨競爭模式、行政權與立法權制衡關係、國會議事運作、新聞媒體的監督、公民社會的動員形態等,都出現嚴重的變形與扭曲。
在台灣,朝野政黨惡鬥與國家認同分裂兩者間複雜的糾葛,導致政治競爭超脫民主常軌,激化社會兩極對立,在政治板塊擠壓下國家行政體系專業倫理流失、公務員士氣低落。半總統制下行政權與立法權爭奪政策制訂權,大趨勢是立法權高漲行政權畏縮,立法委員傾向討好局部利益或甚至是特殊利益,卻不須承擔全局責任,導致國家政策不連貫、財政紀律蕩然無存。國會的議事品質與國會權力不成比例,立法過程草率而粗糙,議事運作違背代議政治原理,少數可以癱瘓議事,議長可以獨斷立法進度。公民社會團體普遍對於政黨政治、民選政治感到疏離,對於公共權威失去信任,單一議題團體單打獨鬥,相互衝突的目標難以妥協、無法統合。惡性競爭引導新聞媒體追逐聳動新聞、刻意誇大對立與衝突、鼓吹民粹論述、媒體的弱智化傾向嚴重壓縮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空間。
過去十年,台灣經濟發展在東亞地區節節落後,民眾對民主體制運作普遍不滿,公共治理品質的退化難辭其咎。要提振國際競爭力,必須從矯治變形的民主開始。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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